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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在联合国工作。从进开发计划署至今五六年，我从起初的四处social、置顶意气风发的朋友圈，到很少出席会议、跟每一个朋友表达厌倦。
议题是恒久不变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环保，性别平等，教育，和平。就着万年不变的话题高谈阔论，最后大家宛如夸夸群一样互相称赞，结束美好的一天。但是战火还在纷飞，割礼还在延续，被污染的水源仍然在一遍遍地被捧起来用于维系生命。
fieldwork离不开预算。每年世界各国的军事支出是24000亿美元，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是2240亿美元，联合国常规预算是34亿美元。军事支出上的十分之一拿出来解决贫困问题，按照联合国标准，世界上所有贫困人口问题都能解决。
但是没有国家愿意当率先让利的傻子。
外人只道这里是富家子弟用来刷履历的地方，被写在简历和社交媒体首页，实际上是除了富家子弟能够自负盈亏，这里已经承担不起一个普通工作的基本要求了：薪水。
这里没有薪水，只有很少的一点点补贴。有的人找政府要钱养活自己，更多的人自负温饱。没有人永远能在联合国工作，但是永远有人在联合国工作。一批又一批年轻的面孔进来，更多的老人出去寻找其他社会角色。
每个进来的人都有能力、也有资格炫耀自己的履历，于是大家互相炫耀着，向外界形成牢不可破的同盟。以前我是复旦模拟联合国的领队，后来大家光鲜亮丽的幻梦各自破灭，去了普通的大学，开启平凡的人生。
十年后，我才跟他们说，我现在真的为联合国干活了，那场美丽的梦我延续了十年。
因为都足够优秀，所以没有倾轧与竞争，就像一个精英的幼稚园，每个人在里面都天真得像小孩子。好朋友做了一个漂亮的方案，我要为她鼓掌。至于方案怎么落实呢？那不是我们小朋友该关心的事情。
三代不愁的人穿着漂亮衣服玩过家家，而实际上却连最基本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不了。
我们互相之间都很清楚这个世界只有拳头有话语权，但凡有一个人幻想自发和平，其他国家立马蚕食鲸吞。这种贪生怕死汇聚成阶级和国家的意志，我们生下来什么都没做，只在“怕死”，而“死”从来都不可避免。
我更讨厌有些人看了几篇营销号文章就反复说2500刀租会议室。对我最好的两个同事都是中国女人，她们的共同点是都外派到极度不发达的地区，一个在Tanzania，另一个在Eswatini。上网都成困难，暴风雨、断水断电、枪战充斥着她们的生活。她们给我打电话时总会以“保重”结尾，每一次我都能感觉到中文的厚重：不是have a great day,不是 see ya，只是两字却千钧的“保重”。说保重的是她们，朝不保夕的却从来不是我。
明明还在做实事的人多是一线，却被向外界表演的人代表了声音。渐渐地理想主义成为了笑话，审判战犯的地方用来给suit-person拍照。
这个世界可怕的永远不是理想无法实现，而是所有人都不再相信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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