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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代,有个面粉厂,故意把自己的面粉袋子上的标志做小,强调装饰花纹,就是为了给收入低微的家庭主妇,在吃完了面粉之后,把面粉袋改成裙子。谁料,这一举动被称为人性的光辉。
1933年的美国,正泡在经济大萧条的寒冬里。股票崩盘、工厂倒闭,全国1/4的人没工作,密西西比州的农场工人,一天工资连两斤面粉都买不起。
很多家庭吃了上顿没下顿,孩子的衣服更是补丁摞补丁。
有的甚至穿着用粗麻袋改的“裙子”,磨得皮肤发红。
明尼苏达制粉厂的老板约翰·桑德斯,是在一次下乡送面粉时发现的。
他看到一个黑人小女孩,穿着洗得发白的“花裙子”,走近才看清,裙子是用面粉袋改的——粗糙的麻布上,印着自家工厂大大的“M”商标,女孩的妈妈正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把商标剪下来,怕露在外面被人笑话。
“我们卖的是面粉,不是让顾客难堪的标识。”桑德斯回厂后立刻召开会议,宣布修改面粉袋设计。
当时的面粉袋都是粗麻布材质,为了防假冒,各家工厂的商标都印得又大又醒目。
桑德斯却反其道而行之:把“明尼苏达制粉”的字样缩小到袋角,占比不到5%;袋子主体印上蔷薇、雏菊等花纹,用的还是耐洗的植物染料。
这个决定在厂里掀起轩然大波。销售总监急得拍桌子:“商标太小,顾客怎么认我们的牌子?”
桑德斯只说了一句话:“当她们用我们的袋子给孩子做衣服时,就是最好的广告。”果然,新面粉袋一上市,就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反响。
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物资再利用”是家家户户的生存技能。除了面粉袋,饲料袋、化肥袋都被用来做衣服、缝被褥。
但这些袋子要么材质粗糙,要么图案丑陋,明尼苏达制粉厂的“花纹面粉袋”,刚好戳中了家庭主妇们的需求——既实用,又能保留一点体面。
住在芝加哥贫民窟的玛丽太太,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她买了两袋新面粉,洗完晾干后,照着杂志上的样式,给7岁的女儿改了条连衣裙。
袋上的淡紫色蔷薇花纹,在阳光下格外好看,女儿穿着去教堂时,被好几个邻居追问“在哪买的新裙子”。
当玛丽说出“是面粉袋改的”时,邻居们都惊呆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开,明尼苏达制粉厂的面粉销量一路飙升。家庭主妇们为了集齐不同花纹,会特意多买几袋面粉,甚至互相交换闲置的袋子。
有个小镇的裁缝店,还专门推出了“面粉袋改衣服务”,收5美分手工费,帮人把袋子改成合身的衣服。
桑德斯没有停下脚步,他又推出了“季节限定花纹”——春天印樱花,夏天印向日葵,秋天印枫叶,冬天印雪花。
他还在袋子上印上简单的裁剪示意图,标注“此面袋可改儿童连衣裙一件”“适合做成人围裙”,贴心程度让顾客感动不已。
当时美国有200多家面粉厂,看到明尼苏达制粉厂的成功,纷纷跟风推出花纹面粉袋。但桑德斯早就占了先机,他又做了一个暖心举动:把面粉袋的材质换成更柔软的细麻布,成本提高了10%,售价却一分没涨。
“穷人家的孩子,值得穿更舒服的衣服。”他说。
1935年,《纽约时报》报道了这个故事,称桑德斯的举动是“大萧条中最温暖的商业智慧”。
有读者写信到报社:“我家三个孩子的衣服,全是用明尼苏达的面粉袋改的。每次看到裙子上的花纹,就觉得生活还有希望。”
桑德斯把这些信贴在工厂的墙上,作为对员工的激励。
大萧条结束后,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市面上的新衣服越来越多,但“面粉袋裙子”的故事却流传了下来。
1940年,明尼苏达制粉厂举办了一场“面粉袋时装秀”,当年穿面粉袋裙子的女孩们,带着自己改的衣服走上舞台,最小的已经15岁,她穿的还是当年那条淡紫色蔷薇花纹的裙子。
桑德斯的商业哲学,影响了一代美国企业家。后来的很多品牌,都借鉴了他的“人文关怀”理念。
比如有个袜子品牌,会在袜口织上可拆的花边,方便顾客拆下来缝在衣服上做装饰;还有罐头厂,把罐头盒设计成圆形,吃完后可以当存钱罐。
如今,在明尼苏达州的历史博物馆里,还珍藏着当年的面粉袋和用它改的裙子。淡紫色的蔷薇花纹已经有些褪色,但上面承载的温暖,却穿越了近百年的时光。
旁边的说明牌上写着:“真正的商业成功,不是赚多少钱,而是给别人带来多少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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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英国念硕士的时候,学校门口一直有个流浪汉。
他不讨钱,也不靠近学生,只是每天坐在同一个位置看书。
他看书的样子很认真,认真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准备一场根本不会发生的考试。
他的铺盖永远叠得整整齐齐,像是在努力维持一种最低限度的生活秩序。
这一点,在伦敦冬天的寒风里显得有点讽刺。
在学校的门口,你随时都能看到穿大衣、背电脑、赶 due 的学生。
但最安静、最像“求学的人”的那一个,却是没有地址、没有身份的流浪汉。
关于他的故事一直有很多版本。
有人说他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有人说他原本工作体面,后来遭遇了什么。
也有人说,他就是一个普通的 homeless,只是喜欢看书。
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但我知道,在我念硕士的那一年,无论我多晚从图书馆出来,他都在那里。
那年冬天我回伦敦参加毕业典礼。
那天风特别冷,我站在校门口,却没看到他。
我以为只是换了地方。
直到校友告诉我他在圣诞节前夕冻死了。
听到这句话,我愣住了。
不是那种震惊,而是一种很安静的难受。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
在这座城市里,有些人每天都在努力活着,但他们的努力根本不会被算进去。
那些走进图书馆的人,会成为精英,会成为某种“未来”。
而他在同一条街上用一本旧书坚持着体面,却连一条新闻都不会有。
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很真实的落差
知识不会自动拯救任何人。
教育制度也不会因为你“爱看书”就把你从街头拉上来。
人们总喜欢说“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可在伦敦的冬天,有一个努力还在读书的人,却冻死在最接近知识的大门口。
我一直记得他看书的样子。
不是浪漫,也不是励志。
那更像一种最后的坚持。
他和我没有关系,但他一直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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