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alots2022 還有另外一個理論：國王不可能犯錯。這個理論對於那幫坐在法拉盛、羅蘭崗中餐館喝潲水，習慣把罪責推到共產黨、毛臘肉、習近平身上的那些思維懶惰老中來說也是降維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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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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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看了一點點，實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問一下這一位共產黨遺老，中國人立德，立言，立功立在那裡的，搶錢搶糧搶地搶女人嗎，有德行的中國人在哪裡，能不能指出幾個來。是已經醃製的毛臘肉，還是尚在發揮實力習近平，或者是徐州的董志民之流？毛臘肉立的萬世功就是殺中國人這個敗壞的群體殺的爽到飛起，習近平立的言就是他治國理智的書籍和語錄（那種紙擦屁股太硬），小到普通人的德性就像董志民之流把女人栓起來父子兄弟幾個人一起用？
既然相信有公正的歷史，那麼我想問，華夏大地幾千年的歷史公正嗎？如果承認歷史是公正的，那麼就應該承認中國人遭遇的一切也是公正的。
這一位共產黨遺老還說中國人不畏強權，秉筆直書，我想問一下，你老祖宗孔老二跪了幾百代強權了，是名副其實的百姓家奴。
所以，這一位共產黨遺老能不能把身上的儒家尸臭味收一下？
最後也送給這位遺老一句你儒家老祖宗的話：老而不死是為賊。
Hu Ping胡平@HuPing1
胡平：对历史须心怀虔敬——我不敢说，对犹太人，宗教是他们的历史。不过我确实敢说，对中国人，历史是我们的宗教。 中国人缺少宗教，缺少外在超越的信仰，可是，中国人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不是没有人生意义的寻求。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在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别人靠宗教，我们靠历史。 我们不相信灵魂不朽，可是我们相信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也就是说，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流传后世。不朽就是在人类的延续即历史中不朽。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可是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 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们不相信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可是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中国的历史至少有两个特点:一是它对真实性的坚持，不畏权势，秉笔直书；一是它对道德裁判的强调，春秋笔法，意含褒贬。 写历史而带褒贬，某些现代西方学者也许不以为然(注)，但是它对我们中国人至关重要。“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中国，坏人不信地狱而无所不为，能让他们还有所忌惮的也就只有历史的裁判了。所以，中国的历史不能不承担起道德裁判的职能。文天祥从容就义，鼓舞他的精神支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不是怕生前被清算，而是怕死后遭唾骂，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文革中，刘少奇遭毛泽东陷害，百口莫辩，他只能用这样一句话安慰自己安慰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在中国，历史是好人在现实生活中能一反趋利避害的本能，坚持道义理想的唯一凭借，是不幸者陷身绝境所能保持的唯一希望，也是坏人虽有赫赫权势但仍不敢为所欲为的唯一忌惮。越是在极端处境，中国人越是感到对历史的依赖。“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也许有些中国人不曾感觉过这种依赖，他们以为他们不靠历史也能合乎道德地生活下去。其实，那只是因为他们要么太幸运，要么太肤浅太懵懂，未曾体验过或思考过人在此一世界中面对强暴与灾难时的孤立无助。 陀斯妥耶夫斯基说：“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尼采说：“上帝死了。”不少中国学者对这两句话阐释发挥，启人深思。但这些议论放在中国的语境，则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中国人本来就不信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西方的问题是，由于对上帝的信仰衰落，引发了严重的道德危机；然而在中国，道德秩序本来就不依赖于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历史。宗教出危机是人家的故事，历史出危机才是我们的故事。如果我们的历史出现了危机，我们的道德也就会出现危机。 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此话对中国人的意义，大可以和上述陀翁与尼采的两句话相比拟。我们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怀疑历史能否沉淀出真实，怀疑历史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怀疑历史的公正性和可靠性；换言之，我们中国人一旦失去了对历史的天真信仰，我们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整体动摇了（这正是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极权统治是历史的大敌。极权统治者精心地、系统地篡改历史，用谎言淹没真实。毛泽东要求“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全盘推翻传统的历史评价。但反过来这也表明极权统治者和我们一样十分重视历史，它是企图用自己的一套历史－－包括自己的一套历史叙述和自己的一套历史道德裁判－－取代先前的历史。它要窃取历史的神圣光环，所以它依然保留了历史的神圣外观。 后期极权主义改变了做法。它不能不改变做法，因为到了极权统治的后期，统治者编造的历史叙述已经破绽百出，失去欺骗效力；它对历史的道德裁判也前后矛盾，再也无法自圆其说。在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方面要继续用老办法编织和构建自己的那套历史，另一方面则开始鼓励对历史的玩世不恭，竭力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消解历史的神圣性。 象前些年以“戏说”为名的清朝帝王戏和张艺谋那部《英雄》，这种影剧歌颂专制，暗中配合“主旋律”；如果你要批评，它又推托道这是戏说是娱乐，何必当真。好比有人假装酒醉骂人，因为是假装酒醉，他很知道该骂谁不该骂谁；但你若和他理论，他又摆出一副醉态，倒显得你小题大作了。 撇开真醉假醉不谈，这种对历史的轻浮态度也是令人忧虑的。昆德拉说：“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强权对历史的传统手法是涂抹和篡改，它企图以假充真，以恶充善；当这种手法失灵后，它就摆出嘻皮笑脸的轻浮模样。它力图让人们相信，对历史事实的真伪之辨与对评价历史的褒贬之争其实都不重要；别把历史看得那么庄严，那么神圣。乍一看去，对历史的玩世不恭对权势者和反抗者一视同仁，对善与恶一视同仁。它既消解了反抗者一方的神圣性，也消解了权势者一方的神圣性，彼此彼此；但实际上，权势者可以不要历史，确切地说，权势者起初试图利用历史，因此伪造历史（想想《一九八四》里的“真理部”），当伪造破产后，权势者恼羞成怒，于是就转而糟蹋历史，嘲笑历史，捣毁历史。但我们不能不要历史。消解历史的神圣性导致人们只是“活在当下”，以眼前的利害为生活的唯一准绳，因此它有利于权势者而有害于反抗者有害于大众，有利于恶而有害于善。 对于缺少宗教的中国人，如果历史不再神圣，那么还有什么神圣？如果中国人的人生失去神圣，那将是怎样的人生？ 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对历史心怀虔敬。 注﹕西方学者中，也有人主张历史具有道德目的。如阿克顿，就是那位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一名言著称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对历史作出判断正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家在无偏见地收集证据之后，他必须依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和对人格作出描述。他赞同爱德蒙.伯克的观点，“真正的政治原则是那些能使道德也有所增益的原则”；他告诫历史学家“不能容忍任何人和以任何原因逃脱历史有权对错误实施的永罚。” 2003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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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尊雕像清晰说明了他们被邓碾公图图了的原因。
每一种暴政都是暴政治下的人的道德的反映和后果。
正如加尔文所说：上帝要惩罚堕落的国民，就会降下一些邪恶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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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是中世紀文明最高成就的代表。在其後的整個14世紀，尤其是在南歐，信仰的時代逐漸煙消雲散。但丁引維吉爾為其典範，是維吉爾之後想像力最崇高壯麗的詩人。他在人生的最後20年從佛羅倫薩流亡到外地，眼睜睜看著整個義大利淪入秩序崩潰的洪流。不過他知道神的愛創造了大地及日月星辰，所以他相信「上帝之城」。
他在自己的「崇高夢想」中看到，以人類的境況而言，地獄是必要的。在此生和死後，大多數人都踉踉蹌蹌歷經煉獄。雖然不配，但是獲得救贖者終將迎見天堂耀眼的光芒。神的秩序超越時間及罪惡，將亙久長存。
他的偉大詩作是知識的綜合體，他的理念和意象汲取自希伯來先知、古典哲學家、羅馬法學家、中世紀的經院學者，甚至是阿拉伯的學者。在他半個世紀之前，阿奎納將基督教思想及中世紀思想系統化：他強有力的著述匯集了神學、形而上學、倫理學、政治學。但丁則透過詩意的象徵與洞見，表現出相同的整合功夫：整理並協調知識及信念。真理是可知的，秩序是存在的。
人的愚蠢及激情遮蔽了真理，人類的各種慾望和對權力的渴求破壞了秩序。但是正確的理性可以再次向人們揭示真理，勇敢的意志行為也可以重新恢復秩序。這就是但丁《神曲》的憧憬。 但丁這首瑰麗偉大的詩篇，就大部分內容而言，主題就是靈魂的秩序。
他認為，帝國的權力、教會、大學三者必須聯合起來，全心投入一個共同的保守任務，重振法律、真理、恩典。
但丁曾經祈求中世紀秩序中政治、知識、教會三方的力量能夠重新結合為一，但是他的禱告沒有獲得應允。
但丁年輕的時候從他的家鄉佛羅倫薩流放到拉文那，並且在哪裡度過他的餘生再也沒有回到過家鄉。巧合的是，在但丁近千年前，奧古斯丁在北非的希波城離世後，他的書籍輾轉千裡最後存放在拉文那城，奧古斯丁和但丁穿越時空在拉文那城共同成就這座古典世界的思想堡壘，共同見證了整個中世紀文明，就重要程度而言，拉文那城是古典世界最後的餘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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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的交流已經過火煉，超越生者的話語。」藉由作古已久的摩西，人類的存在才有了意義。至少在所謂的西方世界（the West），我們現代的道德秩序，可以追溯到何烈山上那燃燒的荊棘。
在摩西從燃燒的荊棘中聽到神的呼聲的大約29世紀後，另一批人數較少的漂泊者也展開了一場「出埃及記」，他們比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所行的路途更遠，但是較快抵達目的地。
他們是一群航向新世界的清教徒（puritans），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是他們最幹練的領袖。1630年，在英格蘭到科德角（Cape Cod）的旅程途中，溫斯羅普在阿貝拉號（Arbella）甲板上做了一次信友證道（lay sermon）。
他提醒那些同船遠行者說，他們已經和以色列的神立下了盟約。 我們必須樂於相互共處，把別人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休戚與共、一起勞作、同甘共苦，」溫斯羅普說，「我們行事時眼中始終都要有我們的使命及群體，所有成員合為一體。
所以我們在和平中保持團結精神，主耶穌將是我們的神，歡喜住在我們中間，我們是祂的子民。祂會在我們所行的一切道路上賜福我們，使我們看到更多祂的智慧、大能、良善與真實，遠超出我們以往熟悉的情況。
我們會發現以色列的神與我們同在，我們能以十人抵抗千名敵人，祂會使我們成為讚美與榮耀的對象，所以人們說到以後的定居地時，將會說『上主使之如同新英格蘭的定居地』。因為我們必須了解，我們將如同山上之城，眾人的視線都會集中在我們身上。
因此，如果我們在目前所做的工作上欺騙神，致使祂收回現在對我們的幫助，我們就會成為全世界的談資與笑柄。我們將使敵人開口誹謗神的道，以及誹謗所有為神傳播福音的人。我們將使神的許多可敬的僕人蒙羞，使他們的祈禱反而變成對我們的詛咒，直到我們在正要前往的美地上滅亡。
古代世界的其他信仰，如今皆已化為塵土，唯獨摩西的十誡（Decalogue）以及他向眾人傳達的「人活在上帝之下」的理解，至今仍是一股鮮活的力量，是秩序的泉源。
（美國秩序的根基 章2 從西奈山到馬薩諸塞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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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Martin琴，背後一段教會史。很多人知道Martin琴，但是想不到這個品牌能成名且成為行業標竿，和歷史上的阿米什人、門諾會、莫拉維亞弟兄會那些教會有複雜的關係。
門諾會、阿米什人、弟兄會當年在歐洲被改革宗和天主教所不容，經歷過血與火的洗禮之後來到新大陸，選擇了在熱情好客、心中流著奶與密的貴格會的地盤賓夕法尼亞州定居。
上面這幾個教派最出眾的手藝是木工，絕大部分人幾乎世世代代以木工為生，直到今天，阿米什人和門諾人的木製家具、工藝品依然是精品。他們幾百年與木材打交道的傳統中，對於木材的選取、儲存、精加工也有很好的沉澱，也可以說有自己的標準。
他們因為和天主教改革宗在教義上有衝突，那麼他們獨立出來以後就建立教會，我們知道教會需要讚美、練詩、合唱等等，這就涉及到音準、多聲部、合唱訓練、作曲、記譜等等，幾代人下來，音樂方面的積累和探索也優於其他人。
這些教派他們絕大部分家庭都是可以獨立敬拜讚美的，哪怕不去教會也可以，因為他們家裡可能有很多種樂器，而且樂器都是自己製作的。
200年前，Christian Frederick Martin 馬丁家族決定開始做吉他的時候，經過深思熟慮，決定在拿撒勒建工廠，就是看中了伯利恆、拿撒勒、Quakertown、Allentown和周邊成熟的木工藝產業鏈以及這裡的人長期在音樂方面的訓練和沉澱。
講到這裡，脈絡基本上理清楚了。這就是為什麼聖約民族以外的民族產生不了很好的音樂、樂器、藝術、甚至其他的一切，因為良善和美來自上帝或者是聖約民族在被恩典啟示之後追求良善和美的過程中長期的發現和積累，屬於特別的賜予。別的民族哪怕有一點良善和追求美的意願也是轉瞬即逝，因為沒有恆定的真理為他們心中的錨。
我順便再提一下巴赫和萊比錫，很多人覺得巴赫的音樂是寫給上流貴族社會聽的，其實不是這樣，巴赫在萊比錫的時候，萊比錫大量的礦工、木匠、各種手工業者和底層困難群眾，這些人在上帝面前是一樣蒙愛的，他們也會去讚美，也會去禮拜，而且早期宗教改革的時候，主要的推動力就是手工業從業者。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也可以聽B小調彌撒，我們也可以聽哥德堡變奏曲，我們也可以聽平均律，我們也可以聽亨德爾，我們也可以聽貝多芬......
亞里斯多德說真理在萬事萬物中，但是我們知道真理在上帝裡面，祂就是真理本身，萬事萬物只能見證真理。莫拉維亞弟兄會、門諾人、阿米什人的經歷和他們的成就就是受神聖意志所主導，我們為此感謝我們的上帝，也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願一切的讚頌、榮耀、權柄、國度歸於祂。阿們。
蒙愛的弟兄姊妹們，我們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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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리트윗함
@Theophilus000 談自由過於高大上，實際情況是中國人普遍吃飽飯都不到20年，即便是現在也還有很多人食不果腹，然而有台支、港支、各種外賓說中國是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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