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党》杂志人权观察部——黄吉洲

生命影响生命！多么好视频！

反共开始的时候，比恐惧更要命的，是羞耻感 很多人以为，一个人开始反对某种强大的体制时，最大的阻碍是恐惧。 其实不是。 真正更难跨过去的，往往是羞耻感。 恐惧是“我会不会被惩罚”，羞耻感则是“我会不会被别人看不起”。 很多人刚开始表达不同意见的时候，不是不愤怒，也不是没有判断力，而是根本不敢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出来。只敢匿名写字，只敢深夜发帖，只敢用小号，只敢删了又发，发了又删。摄像头一打开，人就开始退缩。不是因为逻辑不够，而是因为从小被植入的“荣辱系统”开始启动了。 在中国成长的人，几乎从小都被训练成一种高度依赖“社会评价”的人格结构。 老师说，要当“听话的好学生”。 父母说，别和别人不一样。 学校说，集体高于个人。 社会说，稳定最重要。 新闻说，反对的人都是“境外势力”“恨国党”“失败者”。 久而久之，一个人的大脑里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 只要和主流不一致，就会自动产生羞耻感。 这种羞耻感非常隐蔽。 它甚至不一定表现为害怕坐牢。 它更像一种深层的心理窒息。 你会担心： “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疯子？” “亲戚会不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 “同学会不会远离我？” “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没有出息，才去关心政治？” “如果露脸了，我是不是就成了异类？” 于是很多人明明已经意识到问题，却始终停留在匿名状态。 不是因为不愤怒，而是因为人格里的“社会性羞耻机制”太强了。 心理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污名化”。 一个社会会通过舆论、标签、语言，把某些身份塑造成“丢人的”“危险的”“不正常的”。一旦这种污名形成，人们即使在内心认同某件事，也会因为害怕被贴标签，而不敢公开表达。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专制社会，并不只是依靠暴力维持统治。 真正高明的控制，是让人自己审查自己。 让人觉得： “我不应该说。” “我说了会丢人。” “正常人不会这样做。” 当一个人连表达真实想法都会产生羞耻感时，控制就已经深入人格底层了。 这种羞耻感，比单纯的恐惧更持久。 因为恐惧有时候会被愤怒冲垮。 但羞耻感会腐蚀人的自我认同。 它会让人开始怀疑自己。 很多人在刚开始表达的时候，都会经历一种极强的撕裂感。 一边觉得现实有问题。 另一边又觉得“是不是只有我有问题”。 这种状态，本质上是一种长期社会规训后的结果。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曾经分析过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 最有效的统治，并不是时时刻刻拿枪指着你。 而是让你在内心里，提前替权力完成自我约束。 于是你开始自己限制自己。 自己压制自己。 自己嘲笑自己。 最后甚至不需要别人打压，你就已经先退缩了。 很多人后来才慢慢意识到： 自己最开始不敢露脸，不敢发声，不敢公开表达，不是因为自己胆小。 而是因为从小接受的环境里，“服从”被塑造成光荣，“质疑”被塑造成羞耻。 这是一种深层文化结构。 也是很多人真正开始反对体制时，最先要打破的心理牢笼。 所以很多人的第一步，不是“战胜恐惧”。 而是重新定义荣辱。 开始明白： 真正丢人的，不是说真话。 真正丢人的，是明知道现实荒诞，却终身不敢面对。 真正值得羞耻的，也不是表达不同意见。 而是在长期沉默中，把自己的真实人格一点点压碎。 很多历史上的转变，都不是从勇敢开始的。 而是从“不想再继续自我羞辱”开始的。 一个人第一次公开表达真实观点的时候，往往并不会立刻变得强大。 他甚至可能声音发抖。 可能删删改改。 可能彻夜失眠。 但那一刻，他开始重新夺回自己人格的一部分。 因为一个人一旦敢于停止自我羞耻，他才真正开始脱离被规训的人生。

这就是“移民失败者”的定义 少部分人是运气不好，大部分人是初衷有问题：老的是为了显摆，小的是为了那张文凭。 有的想在同学、同事、邻居面前有面子；有的以为拿那张文凭来吓唬人。结果是想做的事情没做到，那不是失败是什么？ 我的侄女和太太的侄女，她们当年的留学移民都成功了，成了加拿大人，做到了想做的事情，我认为其中也有我的功劳。 到加拿大，我就要求她们把手机系统设置改成英文，中文够用了，学点英文吧，也是为了自己的前途。 另外，问我的问题，不要口头说，东拉西扯、写成文字清单，而且最好是英文的，否则我不会回答。 大学期间去做义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融入社会跟掌握语言一样，你不喜欢它，它也不会喜欢你。 人生，不就是为了“选择”吗？经济好、能力强，自然选择多一点；相反，就没什么选择。 我在中国内地的北京、上海、成都都生活过。现在一把年纪，如果想去哪一个城市度过余生，你觉得可以吗？ 相反，当年我身边的人，想来加拿大过一辈子，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的侄女们，想回国发展，随时随地。人生的努力，就是为了扩大选择范围，移民留学也不例外。 推友们觉得我说得对吗？

5月1日，一名博主称，高校招生存在“看省下菜碟”的现象。中南大学的中外合作组，在北京招的是数学和计算机，在河南招的却是材料和土木。 西南政法大学对河南更贴心，除了投放法学专业外，还投放了知识产权司法鉴 定、工商管理等专业，让河南考生体验一下调剂的感觉。而北京的专业组则全是法学，外加一个海外利益安全专业。北京的孩子上西南政法，既没有调剂的风险，又有特色专业可以享受。

初入军营（噩梦开始） 绿皮火车开了几天几夜终于到了终点站乌鲁木齐，到了以后就在火车站附近的兵站吃饭，休息。这时候我已经看到有些新兵拿出手机（1998年能买起手机的非常少）开始联系自己在部队的关系了。没关系的人来当兵就像开盲盒一样，开到哪里算哪里；有关系的人来当兵早就提前计划安排好在部队里的一切了。这就是普通人当兵人和有关系当兵人的最大区别。 从乌鲁木齐兵站休息一晚后，就换了部队那种绿色大篷军车接送。由于是冬季，新疆天气零下几十度，而且还下着雪，中国的军车实际上是一个大号的皮卡，上面裹了一层帆布，所以根本不具有任何保暖防寒功能。所以我们所有的新兵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看到的拉鸡或者拉猪的车一样，没有任何尊严和舒适度可言。 所有人在车里面都冻得瑟瑟发抖，特别是在坐在车尾哪些人，风雪都倒灌进车里，衣服和帽子上都是雪花。 接下来到达路上的第二个休息点：精河兵站。休息一晚后第二天接着赶路。在途中有时候需要下来上厕所，就在路边解决。接兵干部提醒外面零下几十度，一泡尿下去没多久就变会成冰快。 上厕所时候听到了附近有女孩子的声音，这是我在路上第一次遇到的一块过来的女兵，她们和我们一样也是新兵。后来听说在这群女兵中间后来出来一个作家，退伍后专门写我们部队的故事（天山女兵回忆录）。很多年后还被邀请回部队做演讲，我们部队的领导很高兴自己部队培养出了作家，所以买了大量她的书放每个连队的图书馆。后来干部们发现书籍里有很多部队的黑暗面，就又统一收回全部销毁处理掉了。 车辆继续颠簸赶路，最终到了我们的团部，一个在边疆上少数民族村边上的一个武警机动团。到了之后我们所有新兵就在大操场集合，等着干部照名单点名分配连队。这时候我注意到操场的前面是一栋楼，楼顶落满了黑色的乌鸦。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黑乌鸦，而且这些乌鸦有的在房顶上排成队看着我们，有的在雪地里嬉戏，有的就在风雪中飞舞，同时发出呱呱的叫声。我没到部队之前以为会被敲锣打鼓列队拍手列队欢迎，结果并没有，只有这些新疆特有的大黑乌鸦欢迎我们。而我们这群新兵孤零零地站在冰冷的风雪交加的操场上，焦急地等待点名。点到名字之后就会被人领走，我当时心情就像一个即将被贩卖的奴隶，在市场上焦急地等待自己的买主。 最终我被分到了一连一个新兵班，班长是一位陕西人，年龄看起来很小，但是个子很高。他对我们非常友好，当晚还给我们打了洗脚水，然后让我们美美睡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部队的起床号响起，我们就开始起床穿衣集合并围着团里面跑步。跑完回来就开始教我们叠被子，被子必须叠得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部队发的被子是很厚很厚的那种棉被，把这种厚被子直接叠成豆腐块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因为棉花有弹性。但是军队有军队的办法，办法就是把被子平铺在地板上，用膝盖跪在被子上来回压，直到把棉花压成薄薄的一层，让它丧失弹性。所以新兵的第一周，几乎都在做这种枯燥的压被子，压得我膝盖都掉了一层皮还肿了，最后终于勉强把被子叠出来方方的造型。 第一周还需要做的是学会在房间里把所有的洗脸盆牙膏牙刷都摆一个方向，同时我们房间和走廊里的地板必须用洗脸毛巾擦出来。没有错，不是用拖把拖出来，而是用我们洗脸毛巾擦出来的，必须要把地板擦得像镜面一样干净。班长说：要干净到一只苍蝇落到地板上，必须要打滑摔倒那种干净。 每天都有干部过来检查房间的被子叠得如何，东西摆放是否合规，同时还带着白手套爬到床下摸地板，如果白手套上面有变黑，就会点名批评。而且从连队到餐厅这段路也不能大摇大摆的像正常人走路，必须像机器人一样走正步才可以。在吃饭前必须唱红歌，每天三顿饭就需要唱三次。而我很尴尬的根本不会唱，只能每天滥竽充数，嘴跟着张的很大，但是发不出来任何声音。 陕西这个班长带了我们叠被子一周后，最终正式被分到最终的班级：三班。而这，才是真正的噩梦的开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