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鐘鐘

北京当局违法指定管辖于凯“举牌罪”与“控告罪” 基本事实 2026年3月26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知名刑辩律师于凯，在司法部大门前实名举牌，公开举报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并就“律师协会自治”及“废止律师执照年检制度”提出诉求。随即，北京当局将案件指定给青岛管辖，于凯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后押解回青岛。目前，于凯律师被羁押于青岛市第一看守所。 “举牌罪” 举牌表达意见，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是和人吃饭睡觉一样再正常不过的政治生活，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就连中国也在宪法里规定了言论自由。但是，中国却独创了举牌罪，举牌表达与当局或官员不同的或者相反的意见，会被认定为犯罪。于凯律师多次通过举牌表达法律异见，由此遭遇具有中国特色的衍生罪名——“举牌罪”。 在司法实践中，“举牌罪”通常被强行塞入“寻衅滋事罪”这一万能口袋，或者塞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举牌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完全取决于言论内容是否令当局或特定官员蒙羞：抨击权贵或体制者，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刑期；歌功颂德者，非但举牌，就是拉横幅、扭秧歌、跳大神都平安无事甚至受奖。 当全球法治国家全力保障表达自由时，中共当局大量适用针对官员的“妄议中央罪”和针对百姓的“举牌罪”，双重枷锁，令华夏神州一片死寂。 “控告罪” 所谓“控告罪”，通俗来说就是“控告即有罪”。其核心逻辑是将控告人直接移交给被控告人的势力范围处置。在被控告人的“一亩三分地”里，控告者必然面临清一色的入罪定论。 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原则上由犯罪地管辖，仅在“更为适宜”时才由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但是指定管辖并不是可以任意指定，须受回避原则约束。于凯举牌地在北京，事关青岛地方当局，按具体条文及法理应由北京管辖。然而，自“709”系列案件以来，官方因恐惧维权群体在京汇聚，频繁滥用“指定异地管辖”，将敏感案件悉数抛往天津、苏州、青岛等地，既操控了案件，又方便了迫害。 于凯案的荒谬，更在于其特殊情形：于凯是青岛律师，其举报对象是青岛司法行政系统的首长。邓焕礼在青岛官场经营多年，关系错综复杂，此案与青岛地方当局之间存在明显的重大利害关系，哪怕顾及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亦不应将案件移交至被控告人势力范围内的青岛司法机关。然而北京当局（包括司法部长贺荣）刻意将于凯推向虎口，不仅违反了指定管辖中的回避原则，更是公然羞辱司法公正、剥夺当事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这种将控告者送入被控告者虎口的做法，正是“控告罪”的真实写照：它通过法律程序的变形，旨在恐吓民众——控告党的官员不仅徒劳，更会招致跨地域的精准报复。 持续关注“709”后续新案——于凯案，共同见证中共司法残酷现状与中国人权律师不屈抗争精神。 2026年4月12日（研讨结果由游飞翥律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