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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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小红书上有网友发布迪士尼门店售卖彩虹色烘焙的图片，并写道：“有些事情一直在倒退，但你依旧用这样的方式让我觉得被看见、被在乎和被接纳。”
评论区有网友把“骄傲月”改称“谦虚月”，还解释道：因为小红书给“骄傲月”这个标签限流，所以以“谦虚月”代称。
还有网友透露：迪士尼每年骄傲月都会有相关活动，内部会做培训和强调反歧视。
另有自称在香港迪士尼工作的网友留言，港迪内部骄傲月活动较多，会有装饰和小礼品。
有网友提到，迪士尼内部重视反歧视，动物城有彩虹派对相关活动。
有网友晒出在曼谷购买的泡泡玛特的“骄傲系列产品” ，并表示“很多企业都会支持，只是我们这有不可抗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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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ong retweetledi
If you criticiz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overseas, your parents can lose their pensions, your siblings can lose their jobs, and your children can be barred from universities. This is not a side effect of CCP policy. It is the policy.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Safeguard Defenders and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have documented what they describe as a systematic revival of lianzu, China's ancient collective punishment system, adapted for the Xi Jinping era. When an overseas dissident speaks out, the consequences flow to everyone who shares their blood inside China.
The documented forms are specific. Parents and siblings lose jobs in state enterprises or government positions. Family businesses face sudden, relentless tax audits with no resolution. Pensions and social benefits are frozen without formal charges. Children, nieces, and nephews receive political black marks on their records that block university admission, passport applications, and the political vetting required for any stable career in China.
The cases are real and named. Dong Jianbiao, father of activist Dong Yaoqiong, who threw ink on Xi Jinping's portrait in a 2018 video, was detained after his daughter's act and died in prison under circumstances that remain unexplained. Activist He Fangmei's young children, including a newborn, were placed in psychiatric facilities or disappeared from contact after she continued speaking out. Wang Quanzhang, a lawyer arrested in the 2015 crackdown on human rights attorneys, had his child face school difficulties while he was held incommunicado for years.
In December 2023, China's own Legislative Affairs Commission quietly acknowledged that some local governments had been applying collective punishment in anti-fraud campaigns, restricting family benefits and loans of suspects' relatives, and called it unconstitutional. The rebuke was narrow. It covered those specific campaigns. It did not address the same practices applied to political dissidents, which continued without interruption.
The United Nations,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Human Rights Watch have all raised concerns. China denies systematic collective punishment and describes these actions as lawful enforcement. The families living under these measures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publicly disagree.
The CCP reaches through borders, through blood, and across gener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cost of speaking is paid by everyone who loves you.
#China #CCP #HumanRights #TransnationalRepression #Lianzu #Dissidents #Geopolitics #CollectivePunishment #XiJinping #FreedomOf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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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觉得这十年很可怕的一点就是，胡温时代你还可以看见红色贵族的身影，令计划那失控的儿子，薄熙来一家人的爱恨情仇，但是现在大部分人看不见他们甚至不知道有红色贵族这种看不见的天龙人的存在。而你知道他们在那里，更加隐蔽，甚至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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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long 附议。彼岸的神是绝对正义，绝对自由的超验的存在，而中共这种地上人神，否认人的有效性，绝不认错，那就必然搞出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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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Koreans in the gatherings: yell Xi Jinping is a dictator in Korean and see if the Chinese cops 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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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onmusk I'd prefer to say there's no such western culture but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culture and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culture. 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s do you p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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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it only pushed in the West?
Rothmus 🏴@Rothmus
Multiculturalism means embracing every other culture over the West’s. Under the guise of “inclusion,” it acts as a Trojan horse that delivers the total erasure of Western culture in practice. Every person and organization promoting it is an enemy of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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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zhang632 自由人自我统治，不符合人好逸恶劳的天性。秦制和苏系国家的居民更是忘记了如何自治，什么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都渴望一个圣人明君来替他们思考，狠狠地统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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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账单】
1991年8月19日清晨，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这是苏联政治地震的传统前奏。保守派发动政变，软禁了戈尔巴乔夫。然而三天之后，政变失败，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照片传遍全球。捷尔任斯基广场上，人群将那座KGB创始人的铸铁雕像拴上钢缆，轰然推倒。欢呼声震天动地。
没有人问：自由之后，我们要做什么？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记录了一个细节，令人过目难忘。一位经历过那个狂喜年代的莫斯科知识分子妇女回忆道，她那一代人在苏联时代的厨房里秘密传阅萨米兹达特，低声朗诵曼德尔施塔姆，用茶炊和香烟熏出了整整一代异见者的灵魂。自由到来的那一刻，她哭了。然后她发现，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会谈论自由，会为自由受苦，会在厨房里以生命的代价捍卫谈论自由的权利——但她从未学过如何在阳光下、在广场上、在选票面前经营自由。多年以后，当普京的画像重新挂上墙壁，她对采访者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也许我们根本就配不上自由。”
这句话是自责，但它指向的是一个严峻的政治学问题：莫斯科厨房，为什么失败了？
表面上的答案俯拾皆是：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摧毁了中产阶级，寡头们瓜分了国有资产，普京借助车臣战争的民族主义狂潮重建了威权。这些都是事实，却都是症状，不是病根。真正的病根，托克维尔在一百五十年前已经诊断清楚，只是没有人愿意开这个药方，因为它太难听了。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区分：制度（institutions）与民情（mores）。所谓民情，他的定义是”一个民族整体的道德与精神面貌”，是”心灵的习惯”。他明确指出，在决定民主能否生根的所有因素中，地理条件最次要，制度设计居中，民情才是根本。他看着法国大革命制造出一部又一部的宪法，看着同一批人在自由的旗帜下屠杀、在恐怖中重建帝制，得出了一个令启蒙主义者不快的结论：把美国的制度移植到一块没有美国民情的土地上，你得到的不会是美国，你得到的将是这块土地本来的命运，只是穿上了一件民主的外衣。
俄罗斯的1991年，正是这个预言的完美注脚。宪法有了，三权分立有了，多党选举有了。唯独没有的，是数百年地方自治的习惯，是公民自我组织的本能，是把”我的权利”和”我的责任”同时装进脑子里的那种民情。莫斯科厨房培育了批判的激情，却没有培育治理的能力。它教会人们憎恨专制，却没有教会人们在没有专制的时候如何彼此约束、彼此负责。
自由是一张账单，不只是一份礼物。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超过一百万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阶层。我认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是工程师、医生、音乐家，也是那个厨房文化的亲历者。我曾问过其中一位，当年苏联解体时他的感受。他沉默片刻，说：“我们以为自由是终点。到了以色列才明白，自由是起点，而且是个非常累人的起点。“他顿了顿，补充道：“在苏联，你只需要抵抗。在自由的地方，你必须负责。抵抗容易，负责太难了。”
这句话说出了莫斯科厨房悲剧的第二个维度：自由的利益与自由的代价之间的非对称性。厨房里的异见者向往的，是自由的果实——言论、迁徙、思想、免于恐惧。这是完全正当的向往。但自由的运转需要支付代价：纳税、参与、妥协、容忍异见、接受选举的结果哪怕你不喜欢赢家。这些代价不会在厨房里被谈及，因为在专制体制下，这些代价是无从练习的。七十年的苏维埃训练把整整几代人塑造成了抗议的高手，却是治理的文盲。
阿列克谢耶维奇书中有一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墙上，取不下来：“没有人教育过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为自由牺牲是一种悲壮的激情；享用自由并为之付账，则是一种枯燥的日常功课。俄罗斯人学会了前者，却在后者面前迷失了。
历史的窗口期从不等人。1991年到1993年，是俄罗斯民主化最后也最真实的机会。这扇窗子开着，风吹进来，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凉意，新鲜而令人眩晕。但窗子的另一边是一片需要开垦的荒地，而不是托克维尔在美国看到的那片已经耕作了两百年的民情沃土。荒地需要农夫，而俄罗斯在那一刻拥有的，是诗人、哲学家和勇敢的异见者，却严重缺乏愿意弯腰耕地的公民。
普京不是原因，他是结果。他是那片荒地自然长出来的东西。
莫斯科的厨房，谈出了一个时代的良知，却谈不出一个国家的未来。因为国家的未来，从来不是在厨房里谈出来的。
张平 2026年6月4日 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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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孟良崮战役有多惨烈？亲历者口述：何家老角
今天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姓何的老人。他曾参加过对张灵甫将军的安葬。国军的残军败将，在新社会地位很低，几乎等同于“地富反坏右”。
那年月，我们都用本地对老年人最轻蔑的称呼“某某老角”来喊他。老人姓何，大人小孩都叫他“何家老角”。老人从不计较，至于他的真实名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
老人在74师担任机枪班副班长。孟良崮战役中被我军俘虏，释放回家后当了一名农民，终生未娶。我认识他时，他仍然孤身一人，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有一天，我问“何家老角”：
“在孟良崮是不是没有弹药了？” 老人说：“有。”
我问：“是不是没有吃的了？” 老人说：“有。”
我问：“是不是火力不行了？” 老人说：“不是。”
我问：“那为什么打败了？” 老人家淡淡地说：“实在是打不下去了。”
孟良崮战役中，我军与民兵牺牲了多少人，至今没有公布。我曾读到一份民政部门的资料，说解放后认定的孟良崮战役中牺牲或受伤的有名有姓的当地百姓，高达6万多人。
“何家老角”回忆道，打到后来，漫山遍野都是人。机枪打出去，一片片地倒下，又一片片地往上爬，一遍又一遍……后来，他所在的机枪班忽然冒出这样一种情绪：大家都不愿再当机枪手了。
不是因为当机枪手有多危险，而是大家都不愿亲手打死这么多人。当时班里有个人曾说：“如果这是日本人多好。”这句话，老人记了一辈子。
然而，他们面前的，都是中国人——和他们一样是中国人。
这种情绪很快弥漫了整个74师。有的阵地不再开枪，任凭共军上来俘虏。老人所在的机枪班后来也不开枪了，大家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共军士兵一步步接近。
74师军纪极严，按说督战队对不开枪的士兵可以就地枪毙，但督战队也没有开枪。老人说，后来共军也不开枪了，只是一个劲地往上爬。整个战场就这样突然沉寂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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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知乎上高赞的小粉红评论说，大阪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值，已经低于江苏常州了。
我查了一下，大阪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美元，大概20万人民币。
江苏常州的当地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你们在评论区猜一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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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美国国务院官方 X 账号发布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视频片段。
鲁比奥在发言中称：“在每一个极权主义体系中，你都会发现一个相当一致的特点，那就是他们想要控制公民之间相互沟通的能力。”
Department of State@StateDept
SECRETARY RUBIO: "One of the things you'll find pretty consistently in every totalitarian system is that they want to control the ability of their citizens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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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roe_yoshida 由于后清的愚昧无知，日本再次被新罗马选择作为东亚稳定器，国运就如同熊本县的芯片产业一样，永体上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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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来，日本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循环：经济稍有起色就加税，加税之后消费降温，经济再次失速。每当复苏的火焰刚刚燃起，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往上浇一盆冷水，最终又把经济按回停滞状态。
日本的问题未必是税率太高，而是政府似乎更擅长研究如何多收税，却不擅长研究如何让国民多赚钱。
长期以来，日本总想着先解决财政赤字，再推动经济发展。但问题在于，没有增长作为支撑，财政修复往往事倍功半。企业赚不到钱，工资涨不上去，消费提振不起来，税基自然也难以扩大。
事实上，顺序或许应该反过来：先发展经济，再修复财政。经济增长了，企业盈利增加了，居民收入提高了，税收自然会上升，财政赤字也会更容易得到改善。
之所以长期陷入这种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制度惯性过于强大。许多财政思维形成于几十年前的人口结构和经济环境，但今天的日本早已进入人口减少、消费疲弱、全球竞争加剧的新阶段。然而政策框架却没有同步调整，改革的阻力远大于改革的动力。
当一个国家总想着如何分配越来越小的蛋糕，而不是如何把蛋糕做大时，经济停滞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つる@Tsuru999ten
日本の政治を正常化するにはまず自民党の腐敗政治から脱却することが必要なのだが、その後日本経済が成長軌道にのり経済の展望を長期的によくできるかは別問題。 我が国は30年間これに失敗してきた。世界経済を見通した長期計画を示すことができるか、実効性のある経済政策を有権者が選択できるかが問われている。 私は具体的な政策の前に税金の使い道の可視化が最も必要だと思う。この点について韓国は韓国に学ぶ必要がある。税収が最高を更新し続けるのに一向に展望が開けない現状では砂漠にみずを撒い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だ。それでは国民が先に枯れてしま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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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加入twitter，才这么点粉丝 这还能起号吗？
我定居在HK，创业ing, 一方面宣传自家品牌，另一方面跟大家讨论AI、eSIM、区块链、网络安全等问题（密码学专业、12年AI创业经历，曾融资数亿）
所有关注我的，我都会回关（简单筛选 不能是HDD）
谢谢关注，你关我回，有关必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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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给阿嬷的情书》中，中国都解放了，木生为什么还不回家？而且一次都没回过，有钱了也没回过？
因为在五十年代初期，土地改革压过了侨务工作。
在此期间，大批侨眷因为侨汇而被提升了“阶级成分”，成为了被斗争的对象。南京市华兴村一归侨被划为地主，遭到吊打，所有侨汇都被充公。广东台山、开平两县甚至发生了逼死侨眷的现象，引起国内外华侨、侨眷的强烈不满。
根据1953年侨务工作扩大会议上廖承志所作的工作报告，在广东640万侨眷中，被错划为中农、富农、资本家等成分的约有128万人，被错划为地主或错误处理的约达24万人，合计共有152万人。
受这些负面事件冲击，有的侨眷开始写信给亲人要求少寄或不寄侨汇，有的在接到侨汇后让侨信局将原款退回，有的甚至申请到港澳或出国居住。这直接导致侨汇数量从1952年秋开始大幅下降，1953年降势趋稳（除年节外大致月均950万美元），1954年仍在持续下滑。
在《救国自救：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史1933-1950》中，对这段历史有如下描述：
1952年广东的美国华人家庭在土改运动中确实吃了很多苦。其中之一是中央坚持要依赖南下干部指导土改，而这些北方干部不懂当地历史，也不会说当地语言。他们只看到当地侨眷有一块地或一幢西式楼房，就将其打为“华侨地主”，作为阶级敌人对待。
在台山，由于许多侨眷都在1943年的大饥荒中饿死，战后华侨家庭都有意识地购置田产，以便再有饥荒时家人有田产可持。不想刚置产数年或数月，便被打成“地主”或“剥削分子”。有些干部以惩罚相威胁，迫使侨眷写信给海外亲人要钱。有一些广东本地干部曾设法保护侨眷，但他们却被视为“对地主手软”的“右倾分子”而被撤职。其结果便是广东的土改运动伤害了大量只有少量田产、楼房的侨眷，导致普遍不满。
从事后的纠正工作来看，在泉州专区，1954年冬至1956年底期间，就有2379户华侨被摘掉了“地主、富农”的帽子，占全专区的95%以上。而在广东全省，类似情况的华侨更是高达3.5万户，仅台山县就有2580户。可见当时成分划定中的荒诞程度。
除土改外，对侨汇收入造成负面影响的另一因素是干涉侨眷使用的自由。之前华侨寄给亲属的侨汇，除生活开支外，多用于婚丧嫁娶、买地置产、公益捐献、经营商业等。但受当时政策影响，这些用途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拦，地方上还出现强行“动员”侨眷将资金用于地方建设、爱国储蓄、购买公债等行为。一些地区要求侨眷写信向海外亲友要钱，强迫侨眷以侨汇作为合作社资金、存入信用社，或认购公债、捐赠，在海外华人群体中造成了恶劣影响。
这类问题在1955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侨委颁布的《关于过去侨汇工作状况和改进今后工作的报告》中也得到确认：
……如今投机买卖已被禁止，买田地、放高利贷受到限制，造坟、作功德我们虽不禁止，也不提倡，修建房屋则买地、材料供应等实际问题仍有待解决。举办公益事业如办学、修桥、补路等，问题是乡中无人积极主持其事，形成有的募款回来，无人过问。
面对大幅下降的侨汇收入，政府不得不改弦易辙。
首先，1953年政务院在《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处理办法补充决定》中确定：
“不论对侨眷劳动人民或侨属地主，均不得干涉与侵犯其侨汇所有权。”
但出于某些原因，仅福建省对这份文件进行了公告，并未向其他地区详细通报。甚至中侨委在1953年和1954年召开的两次侨务扩大会议上，都不敢公开提出保障侨汇所有权的政策。这导致许多干部仍将侨汇视作“剥削所得”，一方面歧视侨眷，一方面见侨汇眼红，各种侵害侨眷的现象时有发生。
据潮安、潮阳、澄海、新会、恩平、开平、梅县、文昌等8个县13个区17个乡的不完全统计，违反政策追余粮赔偿113宗，其中写信或发电报到海外44宗，清算和摸查海外家产28宗，对华侨地主及工商业者追讨过重的28宗，检查或扣压侨汇5宗，未划即追、吊打肉刑、被迫自杀各1宗。
在开平县平原乡，华侨吴奕悟因为夜间出门大便前没有打报告，就被找到理由进行“斗争”，并被罚款5000万元。工作队见她这么容易就答应交钱，又暗示群众继续斗争，要再罚出1亿元。群众便又对她进行了一番“猛烈斗争”，导致她在次日因伤重不治而亡。
在宝安县，一个有港澳关系的人被打成反革命特务集团成员，在审讯中被打得发抖，硬说他是用牙齿发报，当场把口中的金牙拔出来，鲜血直流。
另一位老华侨谭裔柏，在美国做了四十多年的洗衣工，年老落叶归根，返乡在家耕种着八斗田。
1949年时因为年老体衰，才将土地出租收了两斗谷，结果就被算了1100万的“剥削账”。这位老华侨之后因为害怕再遭清算，便在次年以74岁高龄重新去了美国，走的时候发誓再不寄一个钱回国。
参考
《泉州市华侨志》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落实侨务政策的历史考察》·谢涛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莫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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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同鸭讲🤣 图1：新加坡联合早报：《给阿嬷的情书》电影是中国的统战，提醒新加坡华人需厘清“新加坡国民”身份优先于祖籍。 图2-3-4：中共官媒，各地统战部官网纷纷自证：这是统战新语，是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片。 中国人没意识到，统战与宣传一样，这两词在国外是负面词，统战属于情报间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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