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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可能的对话——记1989年5月18日的李鹏 写在六四—36周年前夕 本文的初衷 2019年7月24日，李鹏去世。作为1989年“六四”事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之一，他当年的死亡立即引发了针对他的定性式批评。在流传最广的一些社交媒体言论中，有人提出要为这位“刽子手”竖立跪像，与邓小平并列，作为象征性地羞辱与清算的手段。他的死亡，不是一场人生的终结，而是一道历史怨恨的触发器，他的名字也成为一种耻辱的记号，尤其在追溯有关六四历史的特定时刻。 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位历史人物，尤其从一个当年的、作为中国自1949年以来共产党在任总理绝无仅有的一次与抗议学生直接对话的视角，或许可以给我们带来另外一个观察和思考历史的角度。尤其是在所有纪念六四的人一致主张“拒绝遗忘，寻找真相”的语境中。 说实话过去几年每到六四前夕，我都会与胡平先生及少数愿意保持反思立场的朋友讨论和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常常问自己：这场运动究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其经验教训是否真正被我们吸收？遗憾的是，这样的反思常被视为“替中共开脱”的姿态。在某些民运阵营眼中，提出对六四应重新讨论，就是一种为共产党镇压开脱，就是背叛历史。每次我听到这类的评论，我都认为这些人在相当程度上误导了他们自己，也误导了公众舆论。 另外触动我写这篇文章的起点，与戴晴的《邓小平在一九八九》这本书关系密切。最初是朋友推荐，我认真读了她的旧版全文。在阅读过程中，我获得了许多此前未曾了解的信息。特别是“六四”之前的一些历史情境，比如一些在当时被视为党内保守派的人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像李先念这样的角色——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都持有认可的态度。对“六四”以及邓小平在其中的作用，戴晴也表达了她自己的不少观点和评论，让我了解当时共产党内部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设想和规划。这本书促使我重新去翻查了大量与官方话语相关的材料，包括我阅读了《李鹏日记》、赵紫阳在软禁之后的各种对话等。特别是看了以前从未认真对待的李鹏在5月18日与学生的那场对话视频。说实话，我第一次认真看这个对话视频，感受是非常复杂的。因为那样一种对话方式、那样的语境、参加的各官员的层级，放到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个动因是，这本书再版之后，令戴晴今年成了一些民运领袖口诛笔伐的对象。有的人指责她“带着任务来”，有的人直接用PPT把戴晴写的这本书，和卡玛当年拍的有关天安门的纪录片，包括生活在海外的一些对他们有所批评的人，都列为做统战工作的。他们仅仅因为戴晴曾是叶剑英的养女、有过在情报部门工作的背景。不论她当时的政治立场如何、后来付出了什么代价，都不加分辨，直接贴上标签。在异议者内部，但凡有人提出对戴晴那本《邓小平在1989》有可以讨论的部分，有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质疑书中资料的可信性，而是质疑写这本书的“动机”。换句话说，“谁写的”比“写了什么”更重要。这种论辩方式，与官方对异议者著作的处理方式别无二致，只是角色互换，机制未改。 这种认知的扭曲在于对语言的滥用。这种对语言的滥用存在于大陆几代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和叙事手法中，究其原因基本都出自于他们在大陆受的教育和生活经验：将一切最大限度地政治化、符号化和道德化，而一切有关的事实都在这个过程中被筛选、被重组，只不过和共产党宣传的那套文本反了一下面，都是一种另类的“真相”。这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六四一代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六四”事件本身，包括对自己在历史中的角色，存在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所以我写这篇文章，除了用一种不同的叙事逻辑和语言之外，同时也对我们使用的政治“语言”本身做一次梳理。 毫无疑问，有关六四不论是官方话语还是民运话语，它们都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叙事病症——一种不容质疑的垄断性叙事。官方从“暴乱”—“动乱”—到“风波”，努力淡化六四对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伤害，而民运这边则是另一极——自我正确定义带出的道德优越感，以及一种对真相拥有唯一解释权的路径依赖。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叙事遮蔽了其它理解历史的可能性，也弱化了他们自己理解现实复杂性的能力。 现在很多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以为，他们当年参与事件的经历和记忆，就代表了“真相”，不少人的回忆录被认为“真实记录”，但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认知上的误区。实际上，一个人当时的想法、立场、所听所见、以及转述过的信息，只能代表他在那个时刻的主观状态，而不能等同于客观真相本身。经验告诉我们，人的记忆会出错、感知会偏差、观察会受限。这是我为什么写作本文时更倾向于依靠“文本本身”，而不是依赖他人的叙述或观点。讨论“真相”，我们首先要有方法。真相不是某人说了某句话、转述了某件事，加上“当年”之类的定语，真相就自动成立。“真相”是一种需要验证的东西，需要多元的视角、多方的陈述，在不同立场与角度的交叉印证下，我们才能靠近更完整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法庭的缘故，这其实都是常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