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发

抗日战争本不该打，是苏俄和中共暗中挑拨，才莫名其妙打了八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受日本和苏俄资助的革命党人，暴力打断了中国的宪政进程？二战胜利其实不值得庆祝？ 历史和现实，前后相连。没有对历史事实的深刻理解，就不可能对时局有准确的把握。 在接下来的YouTube系列视频里，博主会尝试讲述一个超越国共两党官方叙事、经过重新挖掘和审视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它一定会颠覆你的三观。从清末立宪、辛亥革命到改革开放，许多我们熟知的“胜利”或许并不值得庆祝，许多被掩盖的真相仍在等待挖掘。 我深知在资料有限、公开的资料被误导和谎言所充斥的条件下，还原真相极难。 但我希望能做到：1，真诚制作，精心制作。2，多摆事实，少讲道理。 3，绝不鼓吹仇恨。 视频最后附带了1959年罗素先生的珍贵专访。愿我们都能如他所言：在智慧层面，多关注事实是什么，不要被自己的一厢情愿所误导；在道德层面，谨记爱是明智的，仇恨是愚蠢的。 youtu.be/i2m3b2ZWi0s

志愿军入朝前三个月，42军军长吴瑞林化装成火车头司机，率二名侦察参谋在北朝鲜境内勘察地形达一周之久。此事被北朝鲜内务部察觉，报告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描述认出了老朋友吴瑞林，交代手下：不要打扰解放军的谍报人员。 同时，中国还向韩国首都汉城派出了谍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人民军攻占汉城后，中国驻北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纲随即前往汉城与他们秘密会面。王以伦让其侄子每天由仁川骑摩托车前往汉城汇报"仁川的敌情"——这表明中国早就预料到联合国军可能在仁川登陆。 王大纲还从汉城发回密电，报告当地人对联合国军可能于9月15日大潮时在仁川登陆的预测。 所以，所谓雷英夫"最早预测仁川登陆"的故事与史实不符。早在1950年7月初，毛泽东和斯大林便在往返电文中多次谈到仁川登陆的可能性。甚至国内公开刊物上也有人讨论过。 中国不是没有预见到仁川登陆——而是故意不阻止，要的就是诱敌深入。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朝鲜战争中有一个被忽视的英雄：彭德怀。他的功劳不在于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顶住了莫斯科、北京和平壤三方的巨大压力，拒绝深入韩国追击联合国军。 毛泽东一再指示彭德怀以疲兵突破三八线继续南进，因为毛担心斯大林怀疑志愿军攻占韩国的决心。斯大林、金日成也在施压。但彭德怀清醒地看到：朝鲜半岛东、西两岸的海岸线不易设防，即使勉强占领韩国全境，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敌军随时可以从后方登陆、切断后路、包抄围歼。 这正是金日成初次攻占韩国失败的覆辙。 彭德怀坚持稳扎稳打，虽然阻止了三国政治领导人的战略企图，但基本上维持住了志愿军作为战役胜利者的姿态。如果当时听毛泽东的话一路南下，志愿军极可能在朝鲜半岛南端被美军的两栖登陆切断退路，那将是一场远超长津湖的灾难。 后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但他在朝鲜战场上拒绝盲从的判断力，恰恰是最清醒的军事头脑。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斯大林有一个原则叫"不见兔子不撒鹰"——东北边防军屯兵中朝边界时，他坚持不给换装苏联武器，一定要这些部队入朝作战后才予换装。 西方史学界曾因此误判，以为中国迟迟未做好参战准备。其实恰恰相反，中国的准备工作极为充分：1950年1月，毛泽东刚与斯大林谈妥计划，七个野战师即奉调东北。加上原有部队，东北共有军队40万——远远超出维持治安所需。 斯大林为什么如此谨慎？因为他吃过三次亏：给蒋介石大量饷械，蒋后来反目成仇；给冯玉祥大量武器，冯也翻脸；甚至毛泽东本人也曾在苏德战争时"知恩不报"，拒绝按斯大林要求在南满组织八路军防止日军侵苏。 三次被"白眼狼"咬过的斯大林，这次学精了——你不上战场，我不给枪。 可以说，中苏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从来都不是"兄弟"，而是一笔笔冷冰冰的利益交换。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斯大林为什么拒绝帮助中共解放台湾？表面理由是担心引发美苏直接军事对抗。但徐泽荣认为真实原因更为阴险： 斯大林想利用台湾尚未统一、中国未被联合国接纳这两件大事，迫使中共因需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严重地依赖苏联。 为了掩盖这一目的，斯大林将朝鲜问题与台湾问题、联合国席位问题挂钩，语气坚定地告诉毛泽东："只有朝鲜解放了，才能解决后两个问题。" 结果呢？朝鲜打完了，台湾没解放，联合国也没进成——中国反而更加依附莫斯科了。 事实上，在五十年代初，由于解放军缺乏海上和空中作战能力，加上斯大林两次拒绝给予海空支援，解放台湾的机会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就已经不存在了。中共领导人在战前就已决定将台湾战役推迟二至三年。 所谓"朝鲜战争导致中共失去收复台湾的机会"——这个广为流传的说法，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台湾问题的症结不在朝鲜，而在莫斯科。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大的败笔之一，或许发生在朝鲜战争的谈判桌旁而非战场上。 志愿军第二、第三次战役大获全胜后，彭德怀主张趁胜提出停战谈判。如果当时按彭德怀的意见开始谈判，中国获得的利益可能比后来实际得到的还要多——甚至可能创造攻占台湾的条件。 但毛泽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想进一步扩大战果，提出了四项强硬的停战谈判先决条件，其意图是让联合国军无法接受、从而得不到喘息机会。更致命的是，他两次拒绝了联合国的和平建议。 联合国的第二次和平建议对中国极为有利——其中包括寻求解决台湾问题和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可是毛泽东对军事形势过分乐观，又想在斯大林面前表现出"决不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姿态，断然拒绝。 不久，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失利。中国不得不放弃全部强硬条件，以近乎平等地位坐到谈判桌前——而在停战谈判中基本上什么也未得到。 贪多嚼不烂，这个道理在战争中的代价是以万计的人命。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了一次极其成功的战略欺骗——故意不派象征性部队进入北朝鲜，制造军力空虚的假象，引诱联合国军贸然北进深入山区。 从军事战略上看，这一欺骗的意义甚至超过了联合国军仁川登陆的意义。因为联合国军登陆后贸然北进，恰恰落入了圈套。解放军39军前军长吴信泉后来解释说：若志愿军在仁川登陆前就入朝，势必挺进到三八线附近，那敌军就会在咸兴或南浦登陆切断后路，反而于志愿军不利。联合国军越是向北冒进，中国军队就越有信心将之歼灭在多山的北部地域。 但这一军事上的精妙策略，付出了巨大的政治代价：由于不派象征性部队，中国外交上警告联合国军止兵于三八线的努力，被西方国家视为"恫吓和虚张声势"。英国学者杰拉德·西格尔认为，如果当时中国公开向北朝鲜派出先头部队，也许中国和联合国军就不一定会直接交火，双方可能以三八线为界各自停兵。 军事的成功与外交的失败，恰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保家卫国"是朝鲜战争中最成功的政治话语之一。但徐泽荣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领导人当时其实并不担心美国会假道朝鲜入侵中国本土。 他们知道，由于中苏同盟关系的存在，美国不会、也没有进攻中国的准备。1950年中国政府内部往下传达的估计是："世界无大战，远东有战事；中国无大战，广东可能有战事。"这里的广东战事，只是指国民党可能的局部袭击。 既然不是被动的"保家卫国"，那出兵的真正动机是什么？徐泽荣列出了中国参战的十个目标：拯救北朝鲜、打消斯大林的怀疑、让解放军取得现代化战争经验、用苏制武器换装、取得大量苏援复兴经济、加入联合国、占领部分韩国领土换取美军撤出台湾、引诱台湾国民党军进攻大陆以便围歼、消除美国核报复动机、令南北朝鲜恢复战前边界。 其中，那些"物质主义导向的目标"——用战争换取苏联的武器和工业援助——恰恰是中国和西方史学家可能忽略的核心驱动力。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出兵朝鲜，从苏联得到了什么回报？ 斯大林及其继任者用崭新的苏造武器替中国装备了100个步兵师，帮助中国建立了空军、海军、炮兵、坦克兵等技术兵种，还援建了300多项大型工程项目，使中国形成了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 如果把苏联从1945到1955这10年间为中国提供的武器装备加在一起，足以装备300余个步兵师——这是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武器转让。 作为对比：从1942年至1949年，美国通过大规模美援、为国民党一共才武装了45个步兵师。而从1945到1948年之间，中共主要依靠苏援枪械却组建了210个步兵师。蒋介石从美国得到的武器援助远比毛泽东从苏联得到的少，而且美国从未为中国援建过大型工程项目。 美国学者查阅前苏联政府档案后发现："在斯大林于1953年3月逝世之前，他与毛泽东之间的大部份通信是关于中国请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的。" 数十万志愿军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和军事现代化基础。这笔账，从来没有人算清过。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1950年10月初，志愿军入朝前夕，毛泽东突然告诉斯大林：中国将取消或推迟出兵。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最后一分钟的犹豫"。 真相恰恰相反——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讨价还价。 证据确凿：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召开前两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在接见派往印度支那的中共联络官罗贵波时，已责成他转告胡志明："中国已决定出兵援朝。" 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10月2日的书记处会上"根本无人反对出兵"。毛泽东有意识地让与会者提出几点不宜出兵的理由——目的是向斯大林施压时引用。 10月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赴苏联面见斯大林，佯称出兵困难很大。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已正式通知金日成：中国决定出兵参战。第二天，志愿军后勤部即开始大量运送战争物资入朝。 口头上的"退缩"与军事行动上的紧锣密鼓，一虚一实。斯大林原来只答应武装五至六个师，毛泽东不满足——最后他实际得到的是100个师的武器装备。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苏共曾有一个极为刻薄的称呼送给中共——"人造奶油共产党"。这个侮辱性绰号背后，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苏中恩怨。 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指望毛泽东在南满一带组织八路军作战，防止日军侵苏，并许诺在中蒙边境以大量苏援武器为八路军全面换装。但毛泽东惟恐因此可能被斯大林"换马"，一再拒绝。 斯大林给了毛泽东明确的信息："你不关心我的胜负，我也不关心你的死活。"共产国际随即通过决议谴责中共，苏共从此便猜疑中共。 报复手段是：突然撤销苏联对新疆当局盛世才的支持。盛世才因此转而反共，中共失去了连通苏联的后方依托。更残忍的是，当盛世才扣押毛泽东之弟毛泽民等中共在新疆的领导人时，苏联红军尚未撤出乌鲁木齐——却故意见死不救。 时隔半个世纪，中共元老黄火青仍对此事唏嘘不已。 正因为这笔旧债太重，当斯大林后来"请求"中共出兵援朝时，毛泽东根本无法说不。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斯大林在朝鲜战争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用徐泽荣的话说：他既是"发令员"，又是中国、北朝鲜这两个"运动员"的"教练"。他安排了一场接力赛——先由金日成起跑，再由毛泽东接棒。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期间，斯大林向毛提出了一个"请求"：北朝鲜攻入韩国后，若有外国出兵帮助韩国，中国也出兵帮助北朝鲜。双方达成协议：中国派陆军，苏联派空军。 为了避免苏联介入被国际社会发现，毛泽东甚至向斯大林建言："可为中国部队提供日造而非苏造枪械。"真是用心良苦。 这个"请求"为什么毛泽东无法拒绝？因为苏联的大量金钱和军事援助对中国革命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很清楚，这都是他对斯大林欠下的旧债。出兵朝鲜，是唯一的"还旧债、邀新宠"的机会。 斯大林的"请求"表面礼貌，实际上对毛泽东而言是难以抗拒的号令。否则，毛泽东可能受到莫斯科的冷遇、惩罚乃至抛弃。 毛泽东就这样把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置于比解决台湾问题更优先的地位上。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毛泽东和金日成犯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朝鲜战争爆发后，来帮韩国打仗的不是美国兵，而是日本兵。 1949年5月，金日成派特使金一到中国与毛泽东商谈统一朝鲜之事。毛泽东毫不犹豫地答应：若美国派遣日本的地面部队入朝作战，中国会出兵相助。他们讨论的主要假想敌是日本，而非美国。 毛泽东的逻辑是：美国的人力资源不够，如果要干涉朝鲜就必须利用日本的人力资源。中国军事当局估计，日本可用于侵朝的雇佣兵至多只有六、七万人，"不难对付"。 这个误判有多深？中共建国后，官方外交周刊《世界知识》连篇累牍地刊登文章，强调日本而非美国地面部队入朝作战的可能性。一直到1951年7月初——志愿军已经打了大半年——周恩来才正式通知苏联驻华大使："北京现在相信美国不会派日本地面部队入朝作战。" 1950年底入朝参战的38军113师师长江潮也回忆说："我们的失算在于没料到美国会直接干涉。" 整场战争的决策起点，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谁是真正的"第一批志愿军"？不是1950年10月跨过鸭绿江的彭德怀部队，而是1949年——朝鲜战争爆发前一年——中共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的三个朝鲜族师又两个团。 这批部队在解放军中的番号为156、164、166师，共计69,200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148,680人的46.5%。 更关键的是：按中共当时的政策规定，在中国境内居住的朝鲜族人属于中国籍，而且这些移交给北朝鲜人民军的解放军朝鲜族指战员中，大部份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土地等均在中国而非北朝鲜。换言之，这些官兵是中国国民而非北朝鲜国民。 没有这支解放军部队的加入，朝鲜人民军就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战力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所以高岗的前卫士长魏宝玉曾透露："中共中央东北局早就知道金日成欲以武力统一朝鲜。" 所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叙事，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不情愿的被动介入者。但事实是：中国从1949年5月就开始深度介入战争准备，远比任何公开叙事所承认的更早、更深。 ——徐泽荣，《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角色》，《当代中国研究》

中国官方一直说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属于"准公有制"。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其实是在偷换概念。 按照民法典的基本原理，土地集体所有制毫无疑问是私有制。为什么？因为它排斥集体成员之外任何其他第三者的所有权。 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们是一个集体，一个土地继承群体的成员是一个集体，一个村庄的农民同样也是一个集体。他们集体所有的土地，是私有土地，不是公有土地。 类比一下就清楚了：西方国家中的罗马天主教会是个很大的"集体"，拥有大量土地。教会的土地是私有土地，没有人会因为教会是个集体组织就说教会的土地是"公有"的。 中国官方把"集体所有"模糊化为"准公有"，本质上是为了方便日后的征用和国有化。如果承认集体所有就是私有，那国家征用农民的土地就必须按照私有产权的标准补偿——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的。 先在概念上把你的私产说成"准公有"，再拿走时就不用按私产的价格赔你了。偷概念比偷土地还要早一步。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很多人以为，经过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城市的私有土地就已经国有化了。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错觉。 目前能找到的关于城市土地"国有化"的最早文件，是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批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 这个文件有多大效力？仔细看看就知道： 第一，它只涉及城市空地和街道用地，根本不包含建有房屋的土地； 第二，它说这些空地要经过"适当办法"（比如购买）才能收归国有——而政府分文未付； 第三，它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只是"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的一个"意见"，不具法律效力； 第四，它本身就是违反1954年宪法的。 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82年之间的三十多年里，无论搞了多少运动——合作化、公私合营、私房改造、人民公社——在法律上，中国的城市土地从来没有正式国有化过。 那些运动只是事实上的掠夺，不是法律上的变更。而1982年的宪法修改，就是要用一句话，把三十多年的违法掠夺"合法化"。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把一些"统战对象"——比如荣毅仁、王光英以及许多侨属——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没收的私有房地产，发还给了他们。 这个举动的政治含义是"统战需要"，但它在法律上的含义远比政治含义深刻得多—— 它等于官方承认了：当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城市私人房地产的没收，是不适当的。 既然承认了不适当，问题就来了：凭什么只还给"统战对象"？中国并不存在专门针对"统战对象"的法律优惠。如果荣毅仁的私产应该归还，那么所有被没收私产的城市居民，按照同样的法律逻辑，都应该获得归还。 但当然，这个逻辑从来没有人敢在中国公开讲。还给你是恩赐，不还给你是规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得看你是不是"统战对象"。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但有一个要命的问题：什么是"城市"？ 宪法没有定义。 按自然地理特征？北京最准确的"城"是紫禁城，因为它有城墙。其他城市的边界在哪里？三环外还是四环外？城市边缘地带大量城乡结合部，既有农田也有住宅楼，农田算不算"城市"？ 按行政区划？北京海淀区的乡镇有大量农用地，如果归为国有，就违反了宪法关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规定。宪法自己打自己的脸。 但这个"模糊"恰恰是设计好的。 没有边界的定义，"国有"的土地也就没有边界。各级政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80年代以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只要搞"县改市"，再打着"城市化"的旗号，就能堂而皇之地把农村土地纳入"城市"范围，自动"国有化"，填充空虚的地方财政。 城市化程度越高，土地国有化程度越高，政府敛聚的财富越多。这就是为什么各地都拼命"城市化"的真正原因。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拆迁时，政府赔你的是"房屋补偿"，却从不赔你脚下那块地？ 因为你的地，早在1982年就不是你的了。 1982年修宪，在宪法里加了一句"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就这一句话，全国城市居民的私有土地产权，一夜之间全部失效。没有逐户通知，没有征购征用手续，更没有一分钱补偿。数千万城市居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最大的财产。 随后，国家将这些无偿国有化的城市土地的使用权，高价出让给开发商，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你家祖传的地，先是一纸宪法条文免费拿走，然后倒手高价卖给别人。 直到最近这些年，拆迁范围越来越大，涉及的人越来越多，赔偿矛盾越来越尖锐，人们才发现——政府给的拆迁补偿里根本不包含地产赔偿。因为你的土地所有权，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被无声无息地剥夺了。 这才是中国"土地财政"的真正起点。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1982年宪法第2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按中共自己的意识形态，政府及其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 同一部宪法的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仆人"未经"主人"同意，一夜之间无偿没收了"主人"的全部土地财产。没有通知，没有征购手续，没有补偿。 更荒诞的是，同一部宪法还保留着"国家保护公民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这一条款。 一部宪法，一边说国家保护你的财产，一边把你最大的财产——土地——悄无声息地没收了。一边说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边连通知人民一声都不肯。 这不是自相矛盾，这是把人民当傻子。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财产所有权是个人自由不受强权限制的权利，是使人权受到保护的制宪第一要义。"1982年的中国宪法，恰恰在"制宪"的名义下，完成了对财产权的剥夺。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

中共靠什么夺取政权？"打土豪、分田地"。 注意这个口号的关键字：分田地。分给农民，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本质是什么？土地私有制。 1947年中共在西柏坡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写得明明白白：土地按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归个人所有，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为产权凭据。 这就是共产党对农民的承诺：你跟我干，我给你地，地是你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当初共产党提出的口号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而是"打土豪、共地产"——把地主的地没收了，但不分给你，归公家——中国农民还会支持共产党吗？共产党还能夺取政权吗？ 答案不言自明。 先许诺私有，等坐稳了江山，再收归国有。从1947年的"归个人所有，发土地所有证"，到1982年宪法一句话把城市私有土地全部无偿国有化——这中间只隔了35年。 ——王维洛，《1982年的一场无声无息的土地"革命"——中国的私有土地是如何国有化的？》，《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