髯哥

中国当代士人绣像系列之12：李海(1) 2012年底，高瑜发推：“与鲍彤先生参加例会，偶遇李海，于是有了‘三个六四犯’的合影。李海实实在在坐牢时间最长，超过9年。鲍先生秦城坐满7年，至今32人轮班监控，随时拖着尾巴出行。我两次坐牢6年9个半月，三人之中叨陪末座。” 鲍爷的事，广为人知，不必我来赘言，只说不甚为人所知的李海。 李海与老茶相识，是袁红冰的介绍。 “六四”屠城之后，袁可谓最有作为的青年教师，组织出版过《历史的潮流》一书，请吴明瑜、郑仲兵、胡绩伟、方生、吴象等人向“左”开炮，还不知用何办法糊弄出薄一波的题词。 时值邓南巡，各省需要学习辅导材料，袁大卖此书的同时，还结识了不少各路诸侯；继而在安徽等地搞“留学生创业园区”，容留过一些“六四”落难学生，如周锋锁等。 袁的前妻是高瑜中新社之同事，高瑜介绍他与我们“三只猫”相识。 老茶与袁失联多年，前些年有人告诉我，袁吹嘘和习是酒友，用酒瓶砸过李克强等。我哈哈大笑，袁是诗人（他的《荒原风》诗集，当年在北京高校小有影响），又好酒，酒后说点诗人的呓语，正常。袁“六四”后说，他可以轻松组织一万师生重上天安门。不过，他做过的上述贡献，不应忘记，尤其是那些受益者。 拿袁做一回暖场嘉宾，再请出本文的主人公李海出场。 李海是我见过的最质朴的北京人，89学潮时，北大筹委会外联部的负责人，35岁的老大哥。之前他在砖厂干过工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回北京中医药大学教书，之后再考上北大研究生。北大期间，背过一本英语词典，准备去美国留学。 1990年底，老茶和李海相识，并没有感觉他比我老那么多。他不修边幅，背着个黄书包，到处宣传他的理论，“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意思是现在虽无能力搞垮中共，但不必灰心，惦记着，等恰当时机就好。 彼时，我对“恐惧”这件事很有兴趣，一番研究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绝大多数的“恐惧”源于无知。我急于增长关于监狱的知识，请教高瑜、李海两位有直接经验者。高师第一次进的监狱比较特殊，具体情形我完全忘记，只记得她教了些对付审讯的办法；而李描述的监狱状况，这些知识却令我更加恐惧，进而怀疑前述结论的正确性。 李海是个苦行僧，1990年春天，走了22座城市，与各地朋友会面，计划“六四”大屠杀一周年之际搞纪念活动。 他返回北京后，马上被捕，被丢进海淀看守所，直到年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访问中国。美方开列了一个45名学生的名单，其中有他。 李在海淀看守所关了近八个月，瘦了三十斤，号子里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身上长满了疥疮……出狱时，瘦得皮包骨，肌肉全没了，腿就像两根裹着皮的棍子，只能迈很小的步子。 听了他的故事，我就想，要搞事情就得搞大，千万不能去海淀看守所这样的小地方，窝窝头都不给吃饱。 那一年多，李海践行“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理论，在各个高校到处“窜访”，认识了不少想搞事情的人。 他还把这些人召集起来，开座谈会，在北大某个女生宿舍，来了八、九所大学的代表。 结果，座谈会几乎变成了老茶的报告会。 那时，老茶搞成了一个官方认可的学生组织，还编了一本《大家》的社刊，有诸多“先进经验”。 座中有一位1985年湖北高考文科状元，叫王仲秋，因此对我印象深刻。 后来，在老茶“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仲秋在北大搞了一个“国情研究会”。不久，日本天皇访华，他们搞了一些活动主张对日索赔，似乎还争取到张爱萍将军的支持。 《大家》后来的主编，是比我年长的师弟，其时写过一篇《六四后北京高校的社团与刊物》，发表在香港的报刊上，详细讲述了上述故事。 此君一直在国内，退休前在一家出版社任副主编，主管《财新网》。 王后来改名李一平。我来美国不久后，与之通过电话，其时他在加拿大买车养家，有个狗儿子，而我正热衷种菜。 犬子说，太“杯具”了，您们当年都是人才，现在一个卖车，一个种菜。 我说，这就是我要带你来美国的原因，不要让悲剧重演。 又过了一阵子，王开始做油管博主，开了个“李一平”的频道，搞“全民共振”。 他说老茶你也搞啊，你多能侃，当年尽听你侃了，我们都插不上话。 我说，不了，不了，不抢你们的饭碗。 九十年代和李海最后一次见面，我至今记忆犹新。 92年初春，他到我的宿舍，学十楼430，那天其他两位室友均不在，正好有空床。 我们辩论了大半个通宵，争论许多问题，讨论气氛十分热烈。 最主要的议题是，如何在一个时代的逆流中，保持个人的独立审美。 他倾向于佛教，我则搬出心学的王阳明。王曾经在庙里和一个和尚辩论过三天，直到把和尚决心还俗为止。王破心中贼，也破山中贼，比佛教更合老茶口味。 第二天，我昏头昏脑去参加博士生考试，看到试卷上一道题目，顿时惊呆。 有一道大题居然是：“什么是王门“四句教”？谈谈你对此如何理解。” 此次博士入学考试，老茶笔试成绩第一。 李海继续苦行僧的生活，一天走进寺庙，向佛陀许愿：一个是保佑父母健康平安，一个是他做的一个项目能顺利。 佛祖保佑，他干成了一件壮举，可以入史。（待续）

中共前总理李鹏与学生代表的谈判，根本不可能谈得下来。两边讨论的重点完全不一样。李鹏要求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恢复社会秩序，坚持“四二六”社论的定性。学生代表则要求正名运动、平等对话与公开转播，并解决实际诉求。最终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可见，中共的独裁本性是不可能通过谈判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