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 Ping胡平

胡平主要著作： 《论言论自由》huping.net/hp/works/frees… 《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探讨》huping.net/hp/works/econo…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huping.net/hp/works/ideal… 《中国民运反思》huping.net/hp/works/demos… 《从自由出发》huping.net/hp/works/liber… 《人的驯化、躲避与反叛》huping.net/hp/works/obey-…

胡平访谈：用言论自由在专制制度里打进一个楔子 （China Change Interviews, No. 6 // 访谈时间:  2019年11月23日） 視頻鏈接：youtube.com/watch?v=FwjUlk… 我是1947年8月5日出生于北京，当时叫北平，所以我的名字“平”是从这儿来的。我上头有一个姐姐，下头一个妹妹。我父亲原来是河南许昌一个农家子弟，因 为小时候比较聪明好学，家里送他念书，后来念了免费的中央政治大学。出来之后在国民党政府的时代，做过一些什么县长、专员，诸如此类的。后来在48年的时 候，他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可是这个军队在49年初，所谓起义,就成了共产党的军队了，成了解放军了，所以他也就成了解放军了，是个团级、营级军官，部队一度驻扎在湖北的大冶。那时候我妈妈因为怀上了我妹妹，那是50年，就带着我们回到北京，因为北京买的有房子，就回到北京去了。可是到了1952 年，共产党搞镇反，我父亲就因为所谓历史问题，原来是国民党的军官，就被判处死刑。 那样一来当然我妈妈生活就非常困难了。我妈妈原来学过统计，没结婚之前已及结婚后一段时间，还做了很长时间的统计工作，一般在什么各地的包括什么陕西省的财 政厅这些地方做统计。后来怀了我之后就没有工作了。【父亲死后】在北京这个日子就比较困难，所以在55年母亲就带着我和我妹妹去了四川成都，投奔她的大哥 或者大舅。 大 舅当时在四川成都京剧团当导演。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二舅住在一起，二舅一家人。 在50 年代的时候和后来气氛不一样，50年代不是那么特别强调所谓家庭出身的问题，在学校里你好学生、听话的孩子，那总还是受老师受各方面的肯定的。所以当时我 们并没有因为所谓家庭出身黑五类的问题而感到什么压力。我小时候，从上幼儿园起，到上中学都是好学生，评三好学生、评优秀学生每次都拉不下。我们小时候都 挺老实的，我记得最清楚的，你看我念的幼儿园，那时候在北京是很有名的幼儿园，府学胡同幼儿园，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那。府学胡同幼儿园，文天祥祠堂就在那 儿，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念到大班毕业的时候，全园评比什么模范儿童，那时候兴模范，评了九个，其中就一个是男孩子，人家全是女孩子。就说明我们挺 老实的，那时候。 整 个小学初中中学都过得应该说是相当的顺利。所谓顺利，就是你自己很努力，周围人也都给你很多的肯定。一直到了我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1963年了，那时候 要争取入团了，写入团申请书，就是说第二天团支部要开会讨论是不是批准我入团的事了，结果头一天，我的入团介绍人，一个老师，就跑来跟我说，说决定要把这 个事搁下来，说他们调查我们家里，有这样这样的问题，所以那时候就给耽误下来了。然后这个时候我才比较清楚的知道我父亲的情况。 当 然那个时候我当然很不高兴了，就觉得你看我的表现这么好，你们也都知道的是吧？怎么会因为一个家庭问题再考验呢？理由就是要再考验、考验。当然我就非常不 高兴。觉得不公平嘛。 这 次是事情还小，就到年考高中。考高中，后来据我的老师说，我考的成绩在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可是成都那些好学校、重点中学，我填表都填的这些好学校，一个 都没有录取我，而把我分到一个离我们住家非常远的一个很差劲的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在成都的完中，就是有高中的中学中间，排名是垫底的。 把 我分到那个学校，我非常生气生气，气得不得了，因为以前都是一帆风顺的，觉得得了这样、得了那样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自己很努力，是吧。结果那次让我非 常气愤，就觉得太不公平。我觉得太不公平。当然你后来没有办法，只有去啊。最初去的时候还好，因为你是好学生，所以一去学校班上老师还是非常重视，推举我 去做什么学生会的干部等等。可是紧接着到64年，那么所谓阶级斗争就越讲越凶，在学校里头所谓讲究家庭出身问题，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 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搞什么血统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时候我们学校也是搞什么阶级路线辩论会，辩论会上结果三天半的辩论会，两天半是在批判 我，后来当然我当时就很不服气，我上台都去就去据理力争。 后 来我在一个同学那儿，看到北京市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当然感到这就引起很强烈的共鸣，觉得他所文章所谈到的那些原来我想的。 当 然只是我很清楚，以我当时那种表达能力肯定写不了那么好，但这个文章本身，确确实实观点跟我原来思考是完全一致。所以当时读这篇文章就像在读自己的思想， 有那么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在办了一个小报，就转载遇罗克的文章。这个事情后来到了文革后期也遇到一些麻烦。那么这个问题对我早年的生活经历影 响是比较大的。 文 革发生那一年，我们正好高中毕业，1966年。当时我们已经结束了毕业考试，准备考大学，所以教室里已经贴满了各个高校的招生广告。我们在选学哪个专业、 考哪个学校。正在琢磨这些事。但其实我对考上大学觉得希望很渺茫，因为当时非常讲究出身，我们同学都很清楚。我们班一个同学就讲，他说以胡平的成绩，全国 哪个大学都考得上；但是以胡平的家庭出身，没有一个大学会收他。当然情况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学校高年级有一个同学，他是他们年级学习成绩最好的， 他的父母不过是右派而已，按性质，比我们家还要轻一点，结果居然把他分为一个什么农机学院去了。另外还有几个同学家庭出身比他更糟一点的，根本就不被录 取。 文 革期间，一开始我们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响应号召，因为当时，第一你在那种环境之下，你接受的都是官方意识形态，你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另外像这种出身不 好的人，参加运动的时候尤其还想证明，其实我们也是革命的。 但 是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有一些疑惑，比如说你看到报纸上批判这个毒草那个毒草，但发现毒草都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是吧？你心里当然会觉得这是自己思想不 对，你看居然对那些不好的东西有共鸣。所以当时大家都是这种思想，都是这种想法，批判的东西都知道是自己原来比较喜欢的东西，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但是正因 为这样想，反而觉得自己思想有问题，是应该通过运动，参加革命，改造自己。就抱这么个目的。 一 开始我和大家一样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老师，可是后来很快我就对这种对那些老师、学校的什么主任、校长，他们遭受的那种很严厉的很残暴的那种对待感到不满。 当时很多学校都是学生自发的，或者是在工作组的某种暗示、鼓励之下，把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关入牛棚，也就是不让他们回家，叫他们居住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叫他 们去劳改，做些扫厕所这种最脏、最烂的活，而且还对他们放肆的打骂侮辱。对这个事情我就有些不满了，因为从理论上我们认为这些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是应该的，我们也去批判，但是对人的这种折磨，我看不下去。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不符合政策，党的政策也没说要这么做。所以当时，你像 当时那个情况下，你要反对一个东西，你总需要一定的思想资源，你凭什么去反对他是吧？我们觉得这个不符合党的政策，因为你不可能有自己单独的标准。那么你 还是根据党的那套标准。问题是，你就发现，按照党的标准，你这么做也也是胡来，也讲不过去。所以最初是从这儿反对的，按照共产党那套意识形态的标准，然后 看你生活中很多具体做法不符合标准，这样子才有底气去反对，因为你开始不可能站在一种连这个标准本身都加以反对，不可能那个样子的。所以我当时就对学校这 些老师遭到这种粗暴对待很不满，对这种残暴性很不满。 后 来到了秋天, 不是中央、也就上面毛【泽东】变了政策，是吧，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突然反过来了，居然号召大家对前阶段工作组领导做的那些事情加以批判。文革中 的最大一个特点，以前搞运动都是领导整大家，而文革中间居然出现这么一个插曲，毛泽东居然号召群众去批判领导。所以这么一来，像我们这些原来就受压的、前 段时间受压抑的，当然就觉得很受鼓舞。 所 以那时候我在学校里我们就贴大字报呼吁，所谓造反的大字报。就是要求把被关进牛棚的老师统统解放出来，给他们平反。所以我在我们学校文革做两件事情，一个 是带头把这些关到牛棚的老师都解放出来了；第二就是反对血统论，就办小报批判这个东西。 那 是1968年年底，那个时候学校已经所谓走上正轨，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主要是工宣队、解放军军宣队进来, 实际上接管了学校。然后开始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因为在运动前期曾经一度把那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都解放了，都从牛棚放出来了，可是到了 运动后期又来算账了，又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很多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又重新关进牛棚，打入另册。另外也开始清理学生中的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成了清理 的对象。学校办一个学习班，美其名叫学习班，其实等于强迫你天天去叫你去检讨。当然我们不检讨，就僵持在那。后来我同学告诉我们，把我送去学习班的就是两 条。一条说是我为牛鬼蛇神翻案，就是总是为老师打抱不平，把老师解放出来了。当时解放出来了，后头有些老师又被当成牛鬼蛇神又抓进去了，所以就说我们挺牛 鬼蛇神。另外我办小报登遇罗克的文章。当时曾经一度遇罗克的文章很流行，可是后来很快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说遇罗克的文章是大毒草，受到批判。因此在工宣 队、解放军那里，肯定我们办的小报是有问题的。但是他们又调查了一下，同学也告诉军宣队说，胡平跟北京那些人办遇罗克小报的人，没有什么组织上的联系，因 为我根本没有去北京，属于单独的行为。所以就没有特别当个事来追究。 中文录音1 遇 罗克, 1942年5月出生于北京。因父母均为右派，高中毕业后不被准许进入大学。1967年1月，与朋友创办《中学文革报》，发表《出身论》。1970年3月5 日,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排山倒海的 “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判处死刑。 这 些事情对我后来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追求，其实最早就是来自于这种残暴现象的不满。不管人他思想有什么问题，人家还是应该把人当 个人来对待，如果是思想问题，更应该就从思想上去批评，不要去整人。简单而言就是对整人这种现象的反感，这和后来人们确立要保护基本人权的概念，是紧密联 系在一起的。 因 为这点事实上也是西方他们发现言论自由、发现自由主义的一样的，和我们共同的一个轨迹。他们最初也是对这种以一种理论意识形态为理由，对异端、异教加以残 酷打压的不满，以及对于别人思想信仰的不同就进行人身迫害，对这个事情的不满，由此产生了自由主义，由此人们认为有些东西、有些领域是必须保护的；人们思 想的领域，信仰的领域，言论的领域是不能够侵犯的，不管别人想什么、信什么。那么同样，文化革命正是在这点上给人们一个很严峻的教训。 然 后这个时候，那就是【1968年】12月21号报上登出毛泽东 -- 伟大领袖毛主席 -- 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号召一来，全国各地当然就必须得响应，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开始。当时我们也都去报名。我们学校是下在 四川最南端的渡口，现在的攀枝花。那个地方一部分在云南，因为58年的时候在那发现了很多铁矿，所以后来就成了一个新的钢铁工业基地。 我 们有大概20个同学分到一个集体，分到一个生产队，这个算是很多的了。一个集体户。有的知青是一个人、两个人去一个生产队，我们这20个人文化革命中算是 一个战斗队的，关系比较友好，这么一起分在农村。那么开头大家都挺努力的。我们那个队还算比较富裕的，一人每天的工分值，一开始下的时候大概八毛多钱，到 第二年第三年就变成九毛多一块钱了，这在当时中国农村算相当富裕的。 当 我们说某个地方的工分值是多高的时候，意思就一个全劳力干一天可以挣那么多钱。我们去的同学不但能够经济上能够自立，就是说吃和穿这些用项都能够自己负 担，而且很多人还能攒点钱。当时我们干活都很卖力，而且有的同学在当地做赤脚医生，帮农民看点病，学点针灸，有时候回到城里买点药，那时候农村根本没有 药。或者给农民办夜校，教他们认字。或者是做点别的事情，比如说种地种庄家需要农药，知青毕竟懂点知识，就去研究怎么样配置好的农药，诸如此类。这些我们 都干得很努力。但是在那段时间之后，因为你离开了文化大革命，离开了城市，那么什么事情就有一个更不同的思考的角度。 除 了干活之外，当时我们也尽量找些书来看。可是那时候能找到书非常少，有时候偶尔听到哪个朋友有一本书，跋山涉水跑人家那儿去看，看完马上就得还。或者偶尔 能借个一两天，赶快把好句子抄下来。很辛苦。大部分书你看不到，一些理论性的书，你根本就看不到。西方的原著，根本看不到。我记得包括哲学方面的书，包括 经济学方面的书，那都是只有看共产党的教科书。共产党的教科书，有时候它把有些东西所谓资产阶级的一些理论当做反面教材，它会引几句在上头。然后你就使劲 猜：那句话什么意思？它又只引几句，片言只语，又没有论证在里头，所以你自己琢磨半天到底什么意思。所以后来很多东西我们看到原著后，才发现其实跟我们想 的一样，等于我们自己补充了那些细节，它等于给了你的思想一个提示。所以后来我们这种读书的本事很大，给你一点片言只语，别人一个论点，你就知道他是怎么 论证出来的，他从哪来的。所以这种思考能力就变得特别强。那么到了那时候，我已经对共产党整个制度有了很强的批判。我记得在70年的春天的时候，我们跟几 个好朋友，也插队一块，聊天，我就很清楚跟他们表达说，我们生活的制度，是历史上最暴虐的一个制度，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暴君。对他们这点认识是 非常的清晰。但是最大的苦恼就是，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那 个时候我们只知道很多人是因为思想而受到严酷的迫害，很多被枪毙的，但是他们思想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不让我们看见。布告只是说某某某思想一贯 反动，疯狂攻击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但他怎么个疯狂法，他说了什么话，没有的，都看不到的。所以这就是后来我们看阿伦特，一个思想家，研究极权主义的说， 极权主义使得殉道变成不可能。很多人为一种思想去死，在过去，再坏的时代，人家至少还让你说出你的思想，我们还知道你是为了什么思想去死的。中国古代杀 头，还准你在临刑前喊两嗓子，人们还知道你是为什么死，对不对？现在根本不让你说话。像张志新死的时候，把她的喉管给割了。是这个样子的。像林昭，我们知 道林昭是很偶然的，她在监狱中很偶然地允许她可以写，很偶然的她写的东西被留下来，很偶然的她留下的东西传到了外界。而大部分被抓进监狱的人，根本不让你 写东西，写的东西就给没收了，早销毁了。所以中国共产党统治以来，很多人为思想、为言论而死，但是他们的思想言论到底是什么东西，外面根本不知道。所以你 当殉道者都当不成，你当不了。 张 志新, 1930年12月出生于天津, 三个孩子的母亲。文革期间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1968年对同事透露对文革「很多事情不能理解」，遭秘密举报。因拒绝认罪，1969年9月18日被 捕入狱。在狱中遭到殴打，头发几乎被拔光，遭到强奸、轮奸。1975年4月4日被枪决, 44岁。临刑前被割断喉管，“脸扭曲得没了人形”。 林 昭，1932年1月出生于苏州。1957年是北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 1962年因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罪” ，被关押於上海市提篮桥监狱。1968年4月29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 上海市公检法 军事管制委员会 下令枪决，36岁。林昭在狱中用血书写，在《告人类》中写道：“我经历了地狱中 最最恐怖 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 比死亡本身 更千百倍的 更惨痛的死亡。” 像 我同学，我认识的人，好多好多，有的只是零敲碎打的一段思想，很偶然地写了封信，或者悄悄的写了个匿名大字报，或者是同学中间、亲友中间写信，透露出所谓 反动思想，因为这样那样的缘故被当局查获，那一关就是多少年，有的就被枪毙掉。这种我们见的太多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要成这个样子，一定要开辟出一条 道路出来，而我相信一定有这条道路存在。我说，在极权主义构筑的这个围墙中间，一定有这么一两块砖是可以移动的；它不是铜墙铁壁，一定会有的，不可能有全 能万能的这么一个统治者，它的制度是天衣无缝，使得任何反抗者都只有碰壁，只有失败。不可能的。我不相信有这个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言论自由它 的重要在这儿，除了它是整个自由社会的一个基础，除了本身这个道理外。后来我的《论言论自由》其实很大程度是讲这个问题。当然一般人读的不是很注意，光是 注意我对言论自由本身的阐述，是吧，为什么言论要自由等等。其实我在很大程度上是说，它是我们反对极权主义、反对专制制度一个突破口。 70年左右出一个事情， 刚好成都一个地方发生了抢劫银行杀人的事件。成都市的公安局就把那段时间刚好回了城知识青年当成重点嫌疑犯，而我们好几个同学，包括我在内，刚好那会儿都 回到成都。然后调查，一直调查到我们生产队那去，当然都没什么问题。 但 是他们那时候叫什么一案带多案，就顺便问你们这里知青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这样那样的？同学就说胡平读那些书马列的书。公安局就很警惕，说这些读马列的书 就是要反对毛主席的。然后跟公社的一交换意见，公社的人就知道我们家庭出身有问题，就觉得我问题很大。所以后来就组织了一个批判会，在生产大队开我的批斗 会，批判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虽然那段时间我确实有很多“反动思想”，但只是跟特别要好的同学才有交流，跟一般同学交流并不太多，所以他们也批判不出个 什么名堂。 但 是我就觉得就很艰难了，这样子一来你在农村就永远不能翻身了，这个状况等于成了候补牛鬼蛇神了。处境就非常恶劣，所以我想我必须得离开这个地方才行，要不 然就全毁掉了。所以也就是在批斗会的当天晚上，我就想出一个计划。那时候我想我只能以病残的名义才能离开那个地方。那时候已经有同学冒充病残的了，找朋友 熟人医生开个假证明，冒充什么肾炎，诸如此类的。我觉得我肯定不能那么做，我只能来个货真价实的才行。所以我当时就想了一个计划，就是制造一起事故，制造 一个残废，这样子就可以回城了。 因 为这件事一个人不见得能完成得了，我就跟最好的朋友交换看法，提出我的考虑。他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太残忍了点，说有没有那个必要。我觉得当然有这个必要了。 然后过了大概一年多，我记得很清楚，71年9月12号晚上，刚好一个朋友，在远地的知青，到我们队里来。大家一块宵夜，我就跟同学按照原来的计划，大家一 块吃饭，在厨房里头，我在那烧火，他就准备-- 水烧开了，他准备给温水瓶灌水，然后倒水的时候，就故意…我这边砍柴，他把水就撒在我身上，这么一烫一惊，我就趁这个机会砍我的手，砍断我的手。旁边他们 在吃饭，也没谁注意，我就拿那个刀砍到手指头上。结果砍了一下觉得不行，又砍了两下，砍了三下，当然骨头都看见了是吧？ 然 后同学一看，以为我不小心让开水给激了，所以砍到手上了，赶快跟同学们说，我们赶快，赶快去找医生。我们队附近就挨着渡口市的市级机关五七干校，我们跟五 七干校的人很熟。我就跟我要好的同学一块，就离开厨房，到附近五七干校去。在路上我就告诉他，我说不行，我这还得补不补火才行。当然因为我们早就有商量， 我这个同学刚好在队里当兽医，他有把很好的小手术刀，就把手术刀带上，我们一块走。快到五七干校，有一个小河沟，我就下去，我把手搁河边石头上，我说你拿 刀夹上去，拿石头敲一下。他就把刀搁上来，敲了一下。他不敢敲，有点紧张，我说你得使劲敲才行，结果也是敲了两下，敲了三下，指头都弹起来了，马上就要掉 了，因为刚好底下石头不平，有个小缝，所以就有那一点皮连着。我说行了，可以了，然后赶快上来，还赶快用水把周围的血迹冲掉。 然 后我们就到了医务室。医务室说赶快打个针止血，说我们这看不了，赶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五七干校有辆小吉普车，就载着我和我同学，一块把我们送到附近的医 院。路上还出事。路上过河的时候，车轮打滑半天出不来，结果还到附近很远地方找农民什么来帮忙，一块把车推出来。这样路上耽误两三个钟头。 完全出于幸运，胡平断 指再植成功，避免了拇指截肢。即使这样，公社还是不放他走，医生仍然不敢给他开证明。 结 果省医院的一个医生就给我开了个证明，说你这当然是不行了，因为你大拇指功能丧失。你看看都是红的吗？对不对？你看就是这个样子，就从这里砍断的，是吧？ 它这是接的，所以颜色不一样。他说你丧失了对掌功能。 他说，手的对掌功能占一半，因此你手的主要的功能就丧失一半了，是很严重的残废了，所以他就给我开一个不宜重体力劳动的证明。就这样子，还经过两年之久， 一直到73年11月，公社才给我开了一个证明，就是转户口，转回成都。 回来之后就是当临时工。 开头就是代课，给小学代课，给中学也代过课。代语文代数学代英文。还有的时候去冰棍厂做冰棍、做汽水，夏天的时候做汽水。还参加过街道的什么修缮，给人家 修房子。修缮，做冰棍，时间都很短，几个月。主要是代课，因为我比较喜欢代课，对我来说很轻松。 《论 言论自由》第一稿和第二稿 回 到成都之后，首先生活压力减小了，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和朋友交谈，思考。另一方面政治压力也小了，毕竟城里人多,鱼龙混杂，不像在农村，以我那种 处境，是生活在高度监视下。 在 这种思考之下，我就对言论自由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兴趣。在我看来，专制制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钳制人们的言论，而我们所经历的，尤其是文化革命，它对思想对 言论的严禁和打压又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反过来，它也会激起更多的人对自由的一种渴望，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言论自由是很好的一个突破口。因为第一你谈这个问 题，既然连中共的宪法也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中、包括马克思早期著作中都能找到很多支持言论自由的观点。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 历、整个国家的经验给我们领悟言论自由的原理，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基础。 当 然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要写得特别尖锐是不可能的，因为你要写得特别尖锐，根本就没有任何流传的可能性，而且马上就会把你抓起来。所以我最先还是从言者无 罪这个角度谈起，因为这首先是个中国的概念；第二，毛泽东本人也讲过言者无罪。这个词本身就能够使人们很容易了解到言论自由的含义。言者无罪是什么意思？ 统治者当然不会对自己赞同的言论兴师问罪。所以言者无罪，尤其是针对统治者不喜欢的言论。你反感的言论也是无罪的。这就和人们谈言论自由是一个道理，言论 自由肯定是指的不同政见的言论自由，异议者的言论自由。相同政见的，不存在自由不自由的问题，一定是指的异议，指不同政见。 我 开头写的比较短，也是苦于找不到一种合适的方式能够发表。 这 整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要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去争取言论自由，首先你得争取到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空间，而在当时几乎没有给你提供任何这么一种空间。 所以这一点我非常伤脑筋，就是以什么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1976 年4月5号清明节，北京发生了规模浩大的以悼念周恩来为名义的群众性抗议活动。它发生的时候，我们在成都不可能知道，等我们从《人民日报》知道了，那就已 经在镇压反革命活动了。就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很快就明白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感到非常振奋。而且你就感受到人同此心，有这种想法的人，有 这种愿望的人，有这种要求的人，虽然很多人还处于比较朦胧的状态，但确实已经相当广泛，这点和我们自己原来的预期比较吻合。像我们，虽然很早就有了自己的 想法，但一直感到非常孤独，哪怕你的好朋友中间能够理解、能够接受的人都非常少。 我 是75年开始写的《论言论自由》，到了76年，我们知道76年秋天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打倒，整个中国的形势出现了一个很大变化。这个时候，我就写了 一篇大字报，就是谈言论自由，当时贴在成都市委的门口，还是托朋友帮我贴的，帮我抄的。我们家离成都市委很近，离成都市委、省委都很近，但省委那条街叫商 业街，是很漂亮的一条街，两边都是梧桐树，但来往人很少；成都市委那条街则热闹一些，来往人多，所以就把这个大作贴在那去了。 在 此之前我有很多思考，也从《参考消息》上的只言片语极力去了解比如在苏联、在东欧发生的不同政见者运动是怎么回事，那些不同政见者提出一些什么主张等等。 在毛泽东去世之前，我想当时很多人、比较有思想的人都会意识到，毛泽东总会有一天会死掉，而毛泽东一死,中国很可能会发生像苏联在斯大林死了之后那种所谓 政治解冻的局势。那会是必然的，因为毛泽东和当年斯大林一样，在他们的统治下做得太过分，以至于引起体制内部、包括最高层的极度不满，因此新的领导上台之 后，不可避免地至少要推行一定程度的、有限的自由化。当时我考虑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会给我们提出自己的观点提供一个历史时机。 在 这个意义上，我再次考虑言论自由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其他问题我觉得都不是那么重要，而且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所以我一直就抓紧这一个问题，反反复 复就强调这一个道理，让这一个理念尽可能地深入人心。 77 年的时候，我就又重新写了这篇文章，就写的比较长一些，还跟朋友一道，把它印成了油印的小册子。可是当时也是苦于没处散发，你散发给谁呢？ 经 过十年中断后， 中 国1977年 恢复了高考。 77 年恢复高考，我们很高兴，赶快去报名。可是成都很可恶，出了个土政策，就是病残知青都不准报名。说不是要体检吗？你们既然身体都不合格，省得报名了，因为 报名的太多。这么一来77年就没让我考。 到 了年底了，我看报上登要招研究生，然后有个同学就跑到我家找我。他头一年参加了高考，成绩不理想，他就想考研究生。他说我们一块考研究生。我就心动了，考 研究生。当然我们也不懂研究生情况如何，我们没上过本科，朋友中也没有谁当过研究生，不知道研究生是什么意思。但是不考白不考，就这么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才五毛钱的报名费，而且他又不管你病残不病残了。 我 选了半天还是选择西方哲学，因为以前这方面功夫下的比较多，另外觉得也只有西方哲学才能满足我那么广泛的兴趣。不管你喜欢什么，都可以在里头找得着。当时 招西方哲学研究生，全国只有两三个大学，我本来想找个差点的大学，就图考上嘛，哪敢去高攀？但差学校还没有招的。因为一个中学老师的关系，我认识四川大学 哲学系的老师，他们说他们今年不招。没办法才填的北大。78年5月份参加初试，在成都参加初试。结果初试考的成绩非常好，后来知道是我们专业的第一名。7 月份又到北京去参加复试。 通 过复试之后【北大】已经决定要录取我了。这时候调档案一看，有这么多问题，就不知道该不该收。有些人坚决反对，说哲学系不能收这种人。有的老师就说，不收 这种人，你就不要人家来考；让考了，而且人家知道考的是最好的，你怎么不收人家呢？相持不下。哲学系派了两个老师专门到成都调查我，问我的左邻右舍，居委 会老太太，问原来学校的高中同学，学校的老师。好在那时候大家都说我好话，所以这一关就算过了，就录取我了。 1978年10月 进入北大哲学系读研究生，并在西单墙期间发表《论言论自由》第三稿。 到 了北京，我本来是带着手稿去的，就想着到了北京之后应该有更好的机会。 在 这种情况下，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民主墙的出现。我看了也非常振奋，就赶快想办法和民主墙的人联系。联系了后，先是认识的北岛，我就给他谈了言论自由的想法。 北 岛说，他们的《今天》刊物是文学刊物，政论性的他们不登。然后他介绍我给另外一些朋友，说这些朋友在准备办一个新的刊物，一个综合性刊物，这样我就认识了 姜洪他们。后来他们就一起办了叫《沃土》的一个民间刊物。我和他们交谈了我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当然他们都欣然接受，所以我就又赶着重新写了这篇文章，这 次我写的题目，就是《论言论自由》。 其 实我到了北大也就只有两个来月。那两个月阅读了很多东西，因为毕竟对付学习，对我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我们专业，教授不怎么管你。到了 北大之后，当然能阅读的书就特别的多。特别是研究生，可以进内部书库，很多不对外开放的阅览室，研究生可以随便在里头看。所以包括一些西方很有名的自由主 义论著，都是在那个时候才阅读到的。也包括中国的，也是在那个时候才阅读到。这些对于我写作《论言论自由》毫无疑问是很大帮助。这是79年民主墙发表的那 一篇《论言论自由》。 第 一它的篇幅比原来几稿，要长得多，已经有4万字左右，而且论证的扎实、引经据典各个方面都要比原来强很多。我现在手里没有这一稿的原稿，不过台湾当年出版 过一套，大概有十几本甚至二十几本，就叫《大陆地下刊物汇编》，把民主墙时期全国各地民间刊物上的文章几乎搜罗殆尽，我的《论言论自由》也在其中。这套书 我想现在不要说在台湾，包括在美国，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概都有收藏。 这 个文章发表之后，当时也确实引起不小的反响，只是这个反响离我的期待、离我的预期差得太远，因为我本来想，既然中国经历了文化革命这么深重的灾难，一定会 有很多人在思考同样的问题，因此我提出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很多人的呼应。而且事实上在那段时间，哪怕在官方的报刊里，都也确实有些文章很明确地谈到言论自 由的问题。 至 于民主墙的人，民间刊物里几乎个个都提到这个问题。但他们没有特别着力的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重要的问题，但在很多文章中都会提到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就不一 样，我觉得就要现在集中精力，就谈这一个问题，把这个事情给谈透彻，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如果它一旦成为公共话题了，这种理念深入人心了，那么以 后共产党想关上这道门就不容易了，或者就做不到了。 因 为到后来《沃土》办的比较有声色了，先是中国青年杂志社开过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民间刊物的人一块座谈，因为团派那时候对民主墙是特别支持的。另外，中国 青年报社还曾经给我们提供一个会场，开过一个讨论会。当时这是很难得的一个待遇，也就是在民主墙没有被拒绝之前，民间刊物的地位一直是妾身未明，是吧。共 产党不说你是反动的，把你取缔；也不承认你合法。一直是这么个状态。你到街上、到西单墙去张贴小册子，他们都不管你。但是官方还是跟你保持距离，和你不接 触。所以像那两次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邀请我们去，那一定程度上等于承认你的合法地位。因为当时确实有这么一种情况，体制内有一批人主张要制定《新闻法》《出版法》，也就是说给这些刊物一个合法的机会。但是没有搞下去。后来我们知道，陈云讲过话，陈云说不要搞什么《出版法》，国民党的时候就有《出版法》，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反对他们，现在我们可不能让别人钻我们空子。他有这么露骨的一个内部讲话，因为他知道，一旦有了法，哪怕这个法有很多毛病，但是毕竟有很明确的一个叙述，有个很明确的标准，那么我们就总有文章可做，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人类是由几个关键时刻塑造成的。在大部分时候它就跟高速公路似的，沿着一个既定的路线在走。只有几个时候它遇到转折，遇到很多路口，这时候他可以 选择走这样还是走那样。一旦走进一个路口之后，好坏都要走下去，没办法了。这点我在《论言论自由》中都讲到了，因为我们都有很深的体会。我当时为什么觉得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机，错过这个时机就不行了？别的不用说，也只有那个时候，我想你都会有这个记忆的，就是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那个时候，乃至于整个 80年代，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这么严肃的问题有那么大的兴趣。 （未完待续）

谁的遗产：陈云的本色表演（5） 有X友开玩笑说，朱云来之“云”也来自本文的云。几乎众所周知，朱父镕基最大的恩公乃是马洪，马洪原名牛仁权，马洪这个名字都是延安时期拜云所赐。 邓后的江李体制也好，江朱体制也罢，无不深深刻有云计烙印，听得见云拨弄铁算盘🧮的响声。 老茶前面说过：“云的遗产在庙堂，毛的遗产在江湖。”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疏的说法，只是个大体轮廓，如今的庙堂里当然也还有毛的魅影。 比如说毛为何发动“文革”而且将之坚持到其生命的终点？ 多数论者认为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权斗，清除异己。但毛魔何等精于权斗，需要搞得这么夸张么？ 他当年当面对胡服（刘少奇）说：“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搬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胡服岂有不服之理。文革后不久，胡服很快被凌辱至死。 这当然是某种悲剧，深一层的悲剧还在于所谓战无不胜的“毛思想”一词就是胡服本人发明的,最后作茧自缚，充满喜剧色彩。 悲剧的内核往往是喜剧，是因果，是回旋镖🪃。胡服是毛用来洗脑的工具，洗着洗着，把自己也洗了。他死到临头，居然都相信“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种鬼话。这本来是忽悠百姓、给百姓洗脑用的，不曾想也把自己的脑子洗成了一根筋…… 胡服们毫无反抗之力，甚至连反抗的意识都没有，但文革却在继续。 有一个视角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毛魔渴望成为全世界的领袖、全人类的红太阳。全世界都需要他来“指引”、“引领”（这两个词近年也很高频）。 毛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事，把蒋赶到台湾（解放全中国）；发动了文革（目标是要解放全人类）。 这两件事都没干完，都需要人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只要中共一日不亡，这两件事都不会停止。一带一路算的不是经济帐，而是为了替天行道、把红旗插遍世界，实现当年李大钊所谓“试看将来之寰球，必将是赤旗之世界”的理想。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东升西降，夺取大洋。“撸起袖子加油干”。 另外，有X友不服老茶前面提出的“遗产论”，留言说：“邓的遗产则广泛分布于新式、即有本土和西方学历和国际观的政治、经济、知识和社会精英群体中，其广泛、厚重且深远的影响，显然被大大地低估和轻视了！” 真的如此？ 邓的政治遗嘱“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废掉了吧？ 邓的“一国两制”、“香港基本制度五十年不变”已经成了废纸吧？ 官方叙事的邓的经济遗产“改革开放”还在吗？ 2021年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十个坚持”作为其历史经验，即：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 这么多“坚持”，唯独没有“坚持改革开放”。笑话，世界都将是我的，还改开个什么劲啊。要改开的反到是老美。 况且“改开”并非邓的遗产，而是邓上台前已有的朝野共识。 邓搞掉华国锋，其罪有三：政治上搞“两个凡是”，继续文革的思想指导方针；组织上拖延老干部平反（主要是拖延邓的复出）；经济上搞“洋跃进”的冒进主义，脱离实际。 基本上都是莫须有。后来，邓南巡反复说“步子要更快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怎么就不是冒进主义了？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华时代的改革开放的幅度不小，被邓视为冒进。 如同云把“摸论”的发明权拱手让给邓，鲍彤造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桂冠戴给邓，都是政治，不是历史事实。 这样的谎言充满了中共的官方叙事，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习家家传的一个谎言。 习家两代人都感念毛的恩情，说毛到陕北后喊“刀下留人”，保了习仲勋的命，而且为加强戏剧性，还特别强调如果毛晚到四天，习仲勋的脑袋就搬家了。 果真如此吗？ 习家真正的大恩人是张闻天，其夫人刘英说，是他们写信给张闻天的，“闻天说，一个都不能杀，叫他们把人放了。”当时毛在吴起镇，根本和中央没有联络，何来“刀下留人”之说？刘英感慨：“历史就是这样的，好事都往一个人身上推。” 看来，刘英这个家里在长沙有五百担地的财主的小女儿，对盐碱地的农民智慧还缺乏了解。不是好事要往一个人身上推，而是把好事推给这个人，自己才能捞到好处。 极权国家洗脑术，最主要的魔术就是编造伪史，如《1984》所云： “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改开不是邓的遗产。邓唯一的遗产是“六四大屠杀”，但这不是正资产，而是包袱，谁也不去碰。 吴国光教授@guoguang_wu 讨论习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有一句精到的总结：“毛泽东的根子，邓小平的藤蔓，结出了习近平这个毒瓜。” 只是，少了云这一环，也难结出这个瓜。下一节里老茶将专门就此一抒己见，就教于吴先生和诸位，也将证明吴教授所谓“毒”何其毒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