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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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革语言”？“文革”六大类口号，汉语史无前例的堕落😭😭
一、崇拜类：
1、“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1967年林彪为“五一”题词）
2、“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全世界人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共同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最最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3、“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4、“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柯庆施语）
5、“对毛主席要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三忠于四无限）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林彪语）
6、毛主席著作，一天不读问题多，两天不读走下坡，三天不读没法活（解放军某部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门合）
7、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8、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仇恨类：
1、谁敢反对毛主席，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林彪语）
2、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3、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4、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5、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6、八亿人，不斗行吗（最高指示）
7、红色恐怖万岁！
8、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三、驯服类：
1、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高指示）
2、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最高指示）
3、要斗私批修（最高指示）
4、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5、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语）
6、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7、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
四、政策类：
1、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农业学大寨 工业学大庆
3、抓革命，促生产。
4、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5、以钢为纲，以粮为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6、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7、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8、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五、派仗类：
1、头可断，血可流，誓死不低革命头！
2、文攻武卫，针锋相对
3、誓作中央文革的铁拳头
4、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六、国际类：
1、打倒帝修反（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
2、我们一定要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动人民
3、把红旗插遍全球，插上白宫和克里姆林宫
4、中阿（阿尔巴尼亚）友谊万古长青
5、中朝两国用鲜血凝成的友谊牢不可破
6、中国是越南人民最强大的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愿为越南人民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
7、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8、坚决支持法国人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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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sukaSu 统一湾湾后全島人是杀，关，管三个字，杀一批台独人士，关一批反对人员，劳教一批不服从管教民众，发布台湾国安法，让人民服服贴贴。像香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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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zhonggood 我是生在民国時少年，民国是比较民主和目由，大街骂政府，骂官员都可以，各种大报小报晚報滿街新闻批评和揭露政府和官员，警察局也没随便抓骂政府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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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昨天有人说民国时期比现在中国好得多，我深表认同。
民国时期，是特别自由的，尤其在租界和早期。报纸能公开批评官员、总统，甚至嘲讽政府。知识分子活跃、文化实验、讽刺幽默盛行，相对多元。
而今天防火墙阻断民众了解外面的世界，就是国内区域网，也不能发表嘲讽、批评社会和政府的言论。这些言论要么发不出来，要么会被删帖、删评论、封账号和请去喝茶。
更是不能批评领导人，否则牢底坐穿。
任志强说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的小丑，18个字被判了18年。
而民国时期，郭沫若写过《请看今日蒋介石》这样的文章，刘文典怒踹过蒋介石，都没有什么事情。
今天要是谁敢踹习近平，习近平还不把他判150年。
蒋介石对民国的文人是没有办法的，对于章太炎这样的人，连对刘文典都没有办法。
而中共建政之后，这些人就被打断了脊梁。
经济方面，更市场导向，私人企业、创业活跃（尤其上海等城市）。南京十年GDP增长，基础设施和现代机构发展。产权相对受尊重，虽有腐败和不平等。
而中共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大增，但国家干预强、国有企业主导、产权不稳（尤其是近年）。早期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更严苛。民国在当时环境下更接近“资本主义”实验。
还有人觉得中华民国被毛腊肉推翻，是因为民国腐败，这其实是中共叙述。
民国时期，政府并没有腐败到现在中共腐败的程度。蒋介石政府之所以被毛腊肉推翻，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那个年代是革命的年代，而革命的年代就是激进，而激进的共产革命正好迎合了人们狂躁的心，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当时的革命分子看到了自己胜利的希望。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侵华，这是主要原因。如果没有日本侵华，毛腊肉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推翻蒋介石政府的。
同时，我还认为，不仅民国时期比中共现在好得多，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比中共现在好得多。
古代的皇帝并不是什么都他自己说了算，对于皇帝有很多制裁机制。所以古代的皇帝有很多是被迫下了罪己诏的。
但是今天的习近平，他的错误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比汶川地震还严重，但是他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哪个官员向习近平进言要求他认错？
中文
共產黨如果拿到臺灣
我跟各位講 三個字
殺關管
殺一批 關一批 管一批
這是老手段
從當年江西蘇區開始這樣做
在所有根據地都這樣做
我先殺一批把你們嚇住了
再關一批，再管一批
拿到政權之後
對全中國都這樣做
殺關管最厲害的
我再提醒各位一下
就是前國民黨黨員
一個都沒有少
追蹤 @freeTaiwan8888
中文
今年是文革60周年。胡平：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是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矛盾的：如果说毛要发动文革，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大权旁落；然而只有当毛对自己的绝对权力有极度的自信，他才敢于、也才能够发动文革。这两者不是正好相反么？
本文就从解答这个疑问开始。
一、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的毛泽东，一方面对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有危机感（用张显扬的话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这是他发动文革的原因；另一方面，他的权势达到空前的高峰——这是他发动文革的本钱。在文革四十年后的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58年搞大跃进，搞三面红旗，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做贼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
其实，毛的这种意图在文革发动之初的两个重要文本里就已经有所透露。一是姚文元发表在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姚文元批判吴晗的剧本是借古讽今，他特地联系到“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帝、修、反“发动反华高潮”，“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这就不打自招，点出了毛的心病之所在，原来就是害怕别人追究三年大饥荒的罪过（毛嫌姚文没打中要害。毛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我们在庐山会议上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就不但坐实了毛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做贼心虚，而且也表明了毛发动文革是为了针对党内高层同僚）。林彪的518讲话强调“反政变”。林彪说：“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其后不久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明确讲到，这次运动“就是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调整。”这就讲明文革是一场旨在维护毛的最高权力和身后地位的大清洗。
二、是权力斗争还是路线斗争？
文革是一场权力斗争，但它不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如果纯粹是权力斗争，也就是说，斗争的双方在方针政策或曰路线上并无重大分歧，那就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无论谁胜谁败，除了对卷入权力斗争的人们的命运之外，对一般社会面貌和普通民众的生活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文革显然不是这种情况。毛刘之间确有路线分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对所谓刘少奇资本主义路线的指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欲加之罪”，是“莫须有”，这是需要认真分清的。刘少奇真的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显然还谈不上。此其一。第二，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应当看到，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这就是为什么毛提出的很多主张，要么大而化之，缺少具体规定；要么前后矛盾，让人无所适从；要么虎头蛇尾，脱腔走板，不了了之。
譬如在经济政策上，毛知道他在大跃进时搞的那一套行不通，但他又要证明后来刘少奇搞的是“修正主义”该否定，可是他却拿不出新的一套来取代，于是他就祇好满足于提口号，增加政治运动的频度和力度。在政治方面，文革初期一再提到巴黎公社原则。毛在肯定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讲过这篇大字报是“二十世纪的北京公社宣言”，十六条里明文规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可是等到1967年一月风暴，上海造反派夺权打算取名“上海人民公社”时，毛却表示不赞同。十六条中规定的全面选举祇在一些单位成立文革会或革委会时实行过（当然，那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地区的革委会没有一个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夺权样板的上海市革委会）。就在1967年3月，红旗杂志发表文章谈到革委会的建立，闭口不谈巴黎公社式的全面选举，而是提出由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解放军驻军负责人和党政机关革命干部“酝酿协商”。等到了1968年2月，红旗杂志文章干脆说“迷信选举是一种保守思想”。五七指示被认为代表了毛的“立”的主张，可是这一指示并未认真贯彻执行，五七干校既是以该指示命名，看上去应该是五七指示的试验田，但到头来它祇不过是靠边站干部的集散地罢了。
一直有人把毛发动文革说成是为了实现他的平等理想。此说实大成疑问。且不说在516通知等文件中总是对平等严辞批判，其实就连毛所盛赞的延安精神也和平等相去甚远。中共在延安实行的是“一国两制”，供给制祇惠及中共集团内部，并不包括边区的普通百姓。再说延安的供给制也是“衣分五色，食分九等”（王实味语），等级分明得很。共产主义理想是要消灭三大差别的，可是偏偏是在中共掌权之后才有了城乡户口二元制，扩大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并使之制度化。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奥维尔的《动物农场》里的那句口号——“一切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动物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再举一例，文革废除了高考制度，把中学生全数赶下农村，遇到推荐上大学和招工参军等机会，由于没有硬标准，凭藉关系走后门大行其道。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弟占了极高的比例。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要反对走后门，这时的毛却说走后门的也有好人。这实在比文革前还更不平等。再者，我们知道，关于平等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悖论：一场大规模的推行平等的政治运动，需不需要领袖呢？一旦有了领袖和群众的区分，他们之间还能是平等的吗？大概没人会否认，毛时代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毛本人享有极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文革时代的中国，权力的不平等是举世罕见的。仅此一端，就是对毛发动强调是实现其平等理想这种说法的莫大讽刺。
如果上面说的大致不错，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毛发动文革主要还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更多的祇是藉口，是手段。毛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文革给人的整体印象却是破多立少，祇破不立。其实这正好说明毛并非有自己的一整套成熟成型的东西，他祇是急于否定别人而已。
三、毛在文革前夕的权势地位，从低谷到巅峰
文革前夕，毛泽东是否大权旁落？或许在中共高层，毛的某些讲话已不如过去那么灵光，但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毛的权势却是达到1949年以来的高峰。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但迄今为止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现象：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人为大饥荒，导致三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大暴君大昏君毛泽东不因此而垮台就已经够不可思议的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三五年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不降反升，竟然还达到最高点，以至于攒足了发动文革的本钱。这实在太不合情理了。如此惊人的巨大逆转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内在逻辑究竟是什么呢？
本来，到了1961年，面对大饥荒的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退却，让刘少奇等务实派领导人出面，放弃了一些荒谬的说法和做法，调整了经济政策，使中国走出死亡峡谷。按照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通过的党章，党代会5年一次。1961年就该召开九大。毛泽东深知，倘若如期召开九大，三面红旗的问题，大饥荒的问题，免不了会提上议程，他的错误势必会遭到某种批评追究，即便不下台，其权力也必然会大幅度削弱或架空。因此，毛泽东耍赖，硬是把党章扔在一旁，就是不开九大。
可是不开会也不是办法，因为党内有压力。于是在1962年1月开了个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主要是检讨大跃进的缺点错误。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坦承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关于党内民主集中制的长篇讲话，好歹做了一点自我批评，毛泽东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强调要“发扬民主”，也多少让与会者出了点气。
七千人大会不是公开举行的，会上没有改选，也没有发布公报或决议。整个会议媒体没有一个字的报道，毛泽东的职务没有任何变化。在社会上，一般民众由于不知情，因此毛泽东的地位和形象似乎也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党内，尤其是在党内上层，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获得了巨大的声望，毛泽东的个人威信则降到中共七大以来的最低点。接下来，刘少奇等务实派又举行了西楼会议和广州会议，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打倒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除开彭德怀等为首者）平反，商议为1957年打成的右派分子实行甄别，并准备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实行更宽松的政策，等等。
然而，最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七千人大会结束后还不到8个月，在1962年9月份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变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话语权，也就是对党的主导权，重新强化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并且把党的工作重点从搞经济建设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那么。毛泽东这场翻身仗是怎么打赢的呢？分析分析他在会上的讲话就清楚了。
实际上，还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为接下来要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定下了调子。在8月9日中心小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
可以想见，很多来开会的人一听到毛泽东这句话，都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七千人大会不是说好要进一步调整政策，恢复经济吗？不是说好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让人批评吗？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垮台不垮台的问题了呢？
不过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了。是的，共产党犯下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改不行；可正因为错误犯的太大了，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得起吗？中国的民众遭受了这么大的灾难，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他们能饶过共产党吗？
不错，从表面上看，当时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似乎还是稳固的。由于长期的洗脑，由于封锁消息掩盖真相，大多数民众对他们身处灾难的严重程度以及共产党错误的严重程度是不清楚的，因此似乎也看不到有多么强烈的不满和要共产党下台的意愿。但老百姓不知道的，中共高层是知道的。正如后来万里所说：“如果这些情况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知道了，不推翻共产党才怪呢！”因此，中共高层不能不有危机意识，他们知道毛泽东的讲话并非危言耸听。
接下来两句话就更让与会者担心了。接下来毛泽东说：“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众所周知，国共两党之间有血海深仇，尤其是49年共产党掌权后，对残余的国民党势力更是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国民党重新上台无疑是共产党的最大梦魇。因为三面红旗遭到极其惨重的失败，在内部，从党员干部到群众都牢骚满腹，怨气很大；在外部，西方人猛烈抨击，苏联人无情嘲笑，在台湾的蒋介石誓言“反攻大陆”，“解民倒悬”。不仅仅是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包括整个共产党的权力，都面临1949年以来的最大危机。深刻的危机意识激发起中共上层的一体感。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具有强化政权震慑力的作用，所以能得到党内同僚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进一步批评三面红旗，谁还敢追究三年大饥荒的责任呢？谁还敢议论毛泽东的是非呢？于是，不是靠别的，而是靠着共同的犯罪感，中共高层达到了新的团结。而罪魁祸首毛泽东则理所当然地又成为这个犯罪团伙的无可质疑的最高领导人。
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我们对人民犯了大罪，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党就祇好服从毛的逻辑。就这样，毛泽东走出低谷，赢回主动。一个大恶魔，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在短暂的退却后东山再起，而且获得了比原来还大的权力。
哈耶克在他那本批判极权主义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里专门写了一章，题目就叫“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写道：“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构成了现存的极权主义制度的最坏特点的那些东西，并不是偶然的副产品，而是极权主义迟早一定会产生的现象。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很快就会面临这样的选择：是僭取独裁权力，还是放弃他的计划，而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不久必定会在置一般的道德于不顾和遭受失败之间作出选择。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才在一个趋向极权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哈耶克这里讲的还是那些“着手计划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的政治家”，中共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党，所以在其内部，这种“最坏者当政”的趋势就更明显更强大。共产党用强力推行其大跃进的“伟大理想”，其手段之恶劣野蛮，使得在共产党内部，越是好人越是进退两难，越是坏人越是如鱼得水。由于这种理想本身的谬误，很快就招致惨重的失败。这样，共产党就面临重大选择：要么，它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承担罪责，这就很可能导致整个一党专制的瓦解；要么，它强词夺理，以错为错，甚至变本加厉（如1959年庐山会议那样）；或者是，在维护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对某些实际政策作出有限的调整与改革，这就必须维护和加强党的高度统一，一方面文过饰非，继续以谎言欺世，一方面展示铁腕，震慑与镇压一切敢于揭露其罪恶和挑战其专制权力的人们。显然，这种事只有坏人干起来才最急切最得心应手，所以最容易夺得主动；但凡还有良知者只能三心二意地勉为其难，所以就沦为附庸。于是乎就形成了最坏者当政的局面。
不错，共产党内也有好人，但是在共产党内，好人总是吃不开，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坏人做了坏事，官逼民反，好人要维护党的统一，要维护党的权力不容挑战，就必须维护政治高压以震慑人民，就必须替坏人背书，就必须默许甚至支持坏人对民众的镇压。这就让坏人拖下水了，这就让坏人主导局面了，这就和坏人同流合污了，从而也就使得自己变得和坏人差不多了。
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赢得主导权，说到底，就因为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党，在内部，党的利益至高无上，党的权力至高无上，乃是不言而喻、不容置疑的第一原则。有了这个第一原则，很多事就没法讲了。倘若在北戴河会议上，当毛提出“今天来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时，与会者就说：是的，我们党闯下了滔天大祸，非鞠躬下台无以谢天下。或者说，共产党下台不下台要让人民来决定，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一党专制，我们必须实行民主。那么，毛泽东接下来的戏就没法再唱下去了。反过来，既然党内没有人敢于这样说话，所以他们只好顺着毛的逻辑即极权主义的逻辑走下去。
四、目标转移与价值替代
还在1961年，毛就被迫放弃了有关“三面红旗”的一系列激进政策，但是他依然坚持保留了“三面红旗”的口号。这后一点绝非无关紧要。从表面上看，毛不过是在悄悄地纠正错误的同时力图使自己保全面子；然而，正是凭藉着这个似乎已被抽空的“面子”，毛就对外维护住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并且也为日后的反击预留下了伏笔。接下来，毛做了两件事。除了重提阶级斗争之外，毛又发动了中苏论战，摆出一付要争当国际共运龙头老大的架式，这既是给三年“困难时期”积下的民怨找个出气筒，又刺激了与迎合了党内和一般民众的那种虚妄的民族主义情绪。故而也不难赢得党内的附和。再接下来，毛号召学雷锋，批判文艺毒草；以后又提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全国学习解放军以及在城乡展开四清运动。和这些运动相伴随的则是规模越来越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在这一点上，林彪控制的解放军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等等。它们终于在广大民众、尤其是在青少年的心目中，树立起毛泽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形象。
一直有不少学者专家认为，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很不相同。马克思强调存在，毛泽东强调意识；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毛泽东强调上层建筑；马克思强调物质，毛泽东强调思想。不过依我之见，毛泽东并非一向如此（至少不是从一开始就走那么远）。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对马克思的修正是出于现代化建设受挫的反动。只因为大跃进遭到惨败而毛又不甘心认输，毛才另辟新径，别出心裁，独树一帜。
其实，毛泽东领导中共赢得政权之初后，本来也是打定主意从事经济建设，强化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似乎取得圆满成功，毛泽东求胜心切，说“我们不能走各国经济发展的老路”，遂发明“大跃进”。当时对钢铁、煤炭、粮食和棉花等主要生产项目都提出了产量加番的具体指标，把年产多少钢多少粮看得比天还重。象“十五年赶上英国”“超英赶美”这类口号，今人只知道去批评它的不切实际，很少注意去考察它背后的价值标准。所谓赶上英国和超英赶美，无非是指在短时期内使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达到英美的水平，其不言而喻的大前提是把物质生产的发达程度视为衡量社会先进与否的标准。
可是，大跃进遭到惨败。如果继续遵循生产力标准，中国的情况简直是令人沮丧，令人绝望的。就在这时，毛泽东转移了目标，提出了另外的价值标准。“超英赶美”的口号悄悄收起，“反修防修”的口号取而代之。“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不提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挂帅”，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经济讲得少了，革命讲得多了，而且主要是讲思想的革命化。物质的指标变成了精神的指标，革命不是为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服务，革命本身就成了目的，成了标准，成了先进的同义词。革命也成了人生的目的与意义，那时候人们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你是不是革命的”。资本主义早就是垂死腐朽；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要如何追赶西方（那意味着我们不如西方先进），而是我们要怎样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那意味着我们才是最先进）。苏联堕落变“修”，丧失了革命精神，不再是我们追随的榜样。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历史地移到了中国，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中国的经济固然还不算发达，但那都是先人的错，洋人的错。经济不发达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列宁不是早就讲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吗？林彪更进一步宣布，北美和欧洲好比“世界的城市”，以中国为首的亚、非、拉广大地区则好比“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不属于他们。
可以想见，毛发动的这一番目标转移和价值替代也不难赢得党内的广泛支持。毕竟，大饥荒的罪责不仅在毛，也在党，因此党也需要文过饰非。再有，作为统治有五千年历史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它总不能满足在各个领域都马马虎虎平平淡淡，老是二流三流角色（毛在成都会议上讲：“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否则对内对外都不好交待。它需要打出自己的独家品牌。极权主义需要不断地制造幻象，制造高潮。它不但要有足以令群众献身的伟大目标，而且还要有足以令群众骄傲的伟大成就。否则就无法证明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一种幻象和高潮破灭了，就必须迅速地用另一种去填充。大饥荒后的中国现实是，要在经济上、物质上创造奇迹已全然无望，所以共产党急切地需要转移目标，转移视线。经济上不行了就搞政治，物质玩不转了就玩精神。在这一点上，毛的他的党是相通的。他们有着同样的焦虑，因此也有着同样的需要。所以二者一拍即合。
就这样，一种具有原教旨主义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其实它不是什么原教旨主义，因为它远比原教旨更偏狭，更色厉内荏，更富于攻击性，不论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还是对西方的文明都更带敌意，更不宽容。有识之士无疑会对此感到不安和忧虑。党内高层比较清醒、比较务实的人也试图抵制，但为时已晚。毛的个人权威在党内高层中或许打了折扣，但在全党全军全民的范围内却达到顶峰，而最为毛的这套思想疯魔的是青少年，尤其是那些城市里的大中学生。这下，毛就有本钱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五、为什么要采取文革这种形式？
文革前夕，毛泽东曾当着刘少奇的面说：“我祇要动一根小指头就能打倒你。”此话或许夸张，不过若祇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确实没有必要非搞文革不可。
但问题是，沿用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在1967年1月17日，“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已经响遍全国，毛在接见马来西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时还假惺惺地说：“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打倒一切，对刘少奇、邓小平，我的意见，在召开下次党代表大会时，还是应该选举为中央委员。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太好。但是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注意这个“可能红卫兵不同意”：现在我们都知道，就连“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其实也是中央文革小组向红卫兵头头面授机宜才提出来的。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搞群众运动的原因。
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自然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党内斗争达到目的。再说，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
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六、文革未必是史无前例
文化大革命最怪异也最费解的一点莫过于：身为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竟然号召和鼓励群众起来批判和冲击他所领导的共产党。此举被认为是史无前例。其实未必。
首先，它和古代某些开国皇帝杀戮功臣之事不无类似之处。例如朱元璋，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分析起来，朱元璋大杀功臣并非祇是其天性“雄猜好杀”，那也和他的特殊情况有关。朱元璋出身微贱（在这一点上他和李渊、李世民以及赵匡胤大不相同），又不是义军的创始领袖（在这一点上他又不同于刘邦），因此他感到自己做皇帝的权威先天不足；而和他一道打天下的功臣们又多是桀骜不驯之辈（能不是吗？）。朱元璋杀功臣是为了消除威胁其家天下的隐患，并把官僚集团改造成更顺手的工具。我们知道，毛泽东对朱元璋十分欣赏。早在文革时期，就有人私下议论，把毛泽东的文革和古代的杀功臣作类比。应当承认这二者确有相似性。
其次，像毛泽东这样，发动广大群众对各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进行批判的做法，可视为古代僭主统治术的现代运用。亚里士多德指出：“猜疑是僭主政体的特征。君王都由其朋从为之维持和拥护；至于僭主，却别有他的经纶：他知道全邦的人民谁都想推翻他，但祇有他的那些朋友才真有推翻他的能力，所以朋友们最不宜信任，对他们是应该特别注意的。”为了防范其朋从“篡党夺权”，僭主有时就要利用下层民众。僭主有时故意放纵奴隶等地位更低下的人。这些人一般不至于对僭主的威势不满，不至于参加反僭主的活动，他们往往更嫉恨主人或其他地位较高的人，因而乐于揭发主人，热衷于把大人物们扳倒或拉平。这种人也就更会乐于僭主的统治，就像乐于平民政体一样，而僭主也就乐得作出一副“小人物”保护者和“平民领袖”的姿态。共产极权制度不同于传统的君主政体而与僭主政体更相似。一方面，最高领袖必须借助于庞大的党组织或曰官僚系统才能实行对全社会的严密控制；另一方面，党组织或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上层——本身又可能成为领袖贯彻自己意志的某种障碍，甚至成为领袖权力的直接威胁。因此，精明的领袖就使用两套手法，一会儿利用党组织去压迫民众，一会儿又利用民众去整治党组织。毛既是党主席，是最大的官，又好像是受党组织、受官僚系统压制下的人民群众的领袖，集两种对立角色于一身，其奥秘就在于此。毛泽东是因为担心共产党的各级官员不那么顺从不那么听话了，所以才发动和利用群众起来批斗当权派，借群众之手完成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清洗，然后再重建官僚系统，使官僚系统成为他个人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从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
七、斯大林的大清洗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
正如法国学者福瑞（Francois Furet）在《一个幻象的消亡》（The Passing of An Illusion）里所言，像文革这种“革命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within the revolution，用林彪的话叫“革革过命的人的命”），像这种“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斯大林在大清洗里就搞过。严格地讲，说斯大林发动大清洗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摧毁他们仍是其领袖的党”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当年，党是被领袖所代表的。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如马雅科夫斯基在长诗《列宁》中所说：
党和列宁
是一对孪生的弟兄。
在历史母亲看来，
谁个更为可贵？
当我们说到列宁，
我们指的是党；
当我们说到党，
我们指的是列宁。
整个运动都是以领袖的名义、因而也就是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在整个运动期间，党和领袖一样都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尽管有大量党的机关和党的官员遭到清洗，但那都不是以反对党的名义，而是以保卫党的名义进行的；被清洗者都被指控犯有“反党”的罪行（所谓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另外，军队的党组织基本上未受到冲击。我们知道，1968年秋天，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活动的批示》，毛进而提出“吐故纳新”，党组织广泛吸收新党员，并把大批新人提拔到领导岗位。由此可见，文革与其说是摧毁党，不如准确地说是整顿党，是对党的大换血，使党成为伟大领袖的更加得心应手的工具。
不妨再谈谈斯大林的大清洗。斯洛文尼亚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他的《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Did Somebody Say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引用了盖迪与纳莫夫（J.Arch Getty，Oleg.V Naumov）在他们合着的《通向恐怖之路》（The Road to Terror）里的一段话。作者说：“在1933年和1935年，斯大林和政治局联合各级干部的中坚份子筛选或清洗无助的普通党员。然后，地区领袖们利用那些清洗来巩固他们的机器和开除‘不合时宜的’人们。反过来，这产生了1936年的另一次力量组合，在这次组合中，斯大林和莫斯科的干部站在了普通党员一边，他们抱怨受到了地区中坚份子的镇压。1937年，斯大林公开动员全体‘党员群众’反对干部；这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但是，1938年，政治局改变了力量组合并加强了地区干部的权力，作为其试图在恐怖期间恢复党内秩序的努力的一部分。”
斯拉沃热。齐泽克写道：“当斯大林采取冒险行动时，局面一发而不可收拾。他直接求助于低层普通党员，鼓励他们说出他们对地方党领导独裁统治的抱怨——由于他们对政权的愤怒无法直接表达出来，便更加猛烈地向个人化了的替代目标爆发出来。由于上层干部在清洗中同时掌握着行政权力，便导致了自毁式的恶性循环，实际上每个人都受到了威胁（82个地区党委书记中，79个被枪毙了）。”齐泽克指出：斯大林直接对广大党员讲话，采纳他们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的策略是非常冒险的。因为正如盖迪和纳莫夫所说：“这不仅威胁到将上层政治公开交于公众审查，而且还冒着使整个布尔什维克政权名誉扫地的风险，斯大林本人就是该政权的一个部分……最后，在1937年，斯大林破坏了游戏的所有规则——实际上是彻底毁掉了游戏，发动了一次群众斗群众的恐怖行动。”
按照上面的叙述，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联合各级干部打压普通党员，其次是支持普通党员反对各级干部，最后是重新加强地区干部的权力，恢复党内秩序。这里的第二阶段不是和文革中的造反运动有几分相似吗？正是这第二阶段，“为大恐怖者摧毁中坚份子的行动提供了重要力量”。这就如同文革中毛的“炮打司令部”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打倒一大批老革命提供了重要力量。
在《古拉格群岛》里，索尔仁尼琴讲到斯大林的肃反运动（即大清洗）时也联想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独有偶，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共产党掌权后十七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开始于1934年，距十月革命的1917年恰恰也是十七年）。索尔仁尼琴说：“我们大可怀疑这里有历史的规律性”。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打出“扩大民主”的旗号。按照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在《权力学》里的描写：“在报刊上掀起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大运动。《真理报》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发表的三分之二的材料是谈‘揭发和铲除人民的敌人’的。在每个党员，每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展开‘布尔什维克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标志下，要求对‘人民的敌人’提供揭发性材料。‘即使批评祇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这样的批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为了鼓起人数众多的告密者大军的精神，通过口头和书面的宣传一再重复斯大林的这一著名要求。从‘揭发人民的敌人’和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角度来说，所有的机关、工厂、矿场、铁路和水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各类学校、艺术界、文化界、科学界都牵涉到了。……党员与党员，党委与党委，州与州，共和国与共和国在揭发人民的敌人方面展开了竞赛。……告密具有瘟疫的性质和斯达汉诺夫运动时的规模。告密督促着所有的人，兄弟告发兄弟，儿子告发老子，妻子告发丈夫，所有的人告发一个人，一个人告发所有的人。……如果说在首都事情还是按照特征表发展的，在地方上告密狂则发展成了告密混战。”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毛泽东搞文革是靠群众，斯大林搞大清洗是靠秘密警察。其实不尽然。斯大林搞大清洗也是要靠群众的，靠群众——普通党员和非党布尔什维克即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其实稍微想想就会明白，如果不是发动群众大举揭发，如果单单靠斯大林和内务部，怎么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清洗掉那么多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人呢？大清洗与文革的区别之一在于，在苏联的大清洗中，内务部拥有非常权力，可以逮捕任何地方上的党的官员，群众对他们认定的“人民的敌人”没有直接处置权；而在中国的文革中，群众组织自己常常就可以把他们认定的走资派等拉下马，夺权或关入自设的牛棚以及诸如此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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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国每年花了亿万的资金养了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可是这些专家教授研究的成果加起来，也不如我随随便便的一条推论更有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专家教授研究的是怎样当狗，而我研究的是怎样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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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transition 蔡霞教授这篇文章剖析很精辟，值得一读。尤其为什公中共不敢清算毛褐害，因为毛是中共的神主牌，如果神主牌倒了，中共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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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毛泽东死后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和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未能清算毛泽东遗祸，不但给改革造成严重桎梏，还给“毛N世”复活极权统治埋下祸患。
文革发动60周年，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中国民主季刊》本期笔谈《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chinademocrats.org/?p=6547
蔡霞：自 1978 年底以来的将近五十年，中国始终被“文革”重来的阴影笼罩着。尽管社会各方精英和中共党内一些人士一再发出反思文革的呼声，然而不仅反思文革本身成为禁忌性话题，而且现实生活中比文革更甚的历史倒退现象一再出现。或许我们在讨论反思文革的同时，也需要对反思的“反思”作一些探究。反思的“反思”要从 1981 年中共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说起。
1980 年 10 月，中共举行了有党内高级干部、部分理论研究者、军队高层将领参加的内部“4000 人大会”，就如何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进行讨论。会议期间争论激烈，焦点在于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讨论中出现了大量尖锐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压制了这场大讨论。邓小平强调 ：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部分，整个决议不如不做”。正是在这一基调上出台的《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在当时推动了中共党内扫除思想障碍，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但由于未能彻底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及毛思想，使此后至今近 50 年来，文革得以死灰复燃的思想基础、制度痼疾和社会心理条件依旧存在。习近平上台后之所以能轻而易举地搞历史倒退，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粗略说来，这个《历史决议》有三大问题 ：
1. 《决议》在本质上是一份高度政治化的总结性文件，其政治功能远大于史学意义上的详尽考证与多角度剖析，为遮掩历史真相、限制对真实历史的深度公开讨论，设立了不可逾越的政治红线。邓小平强调《决议》必须有利于维护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强调对史实的追溯“宜粗不宜细”，这使得 60 年代晚期以后出生的许多人基本上不了解文革真相，甚至把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三进三同”等毛时期曾经流行的做法当作是薄的“创新”之举。
2. 《决议》对毛泽东的“罪错”和毛泽东思想作诡辩性的切割分离，把文革劫难的责任归咎于林彪和江青集团利用“毛泽东的晚年错误”。这就把毛泽东本人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甩锅给林彪、江青、陈伯达等，给清算毛泽东设置禁区，阻止了本来还能继续推进的思想解冻和理论解构进程，从而一方面使整个中国的思想学术被继续禁锢在以马列毛为圭臬的精神枷锁之中，另一方面利用底层民众对毛泽东时期的扭曲记忆和错误认知，纵容民间的“仇富”心理和仇视现代文明，使得文革式思潮在中国仍有厚实的社会土壤。
3. 《决议》虽然指出存在“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严重制度弊端，但回避了事实上存在的“一党专政”和“领袖个人独裁”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由此就无法深刻认识为何领袖个人的罪错，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和长时间的全国性内乱等民族浩劫。这不但无法避免类似文革劫难的再次发生，而且将“党的领导”定为国家宪法的根本原则，使得中国难以走出百年动乱的历史迷途。
最后，如果把毛泽东死后的中共党内“4000人大会”及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与斯大林死后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作比较的话，可以看到，苏共与中共的历史道路和国家命运的分叉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简单说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开启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去斯大林化”进程，为 30 年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埋下了历史伏笔。而邓小平的阻挡与中共第二个历史决议，则使中共未能实现“去毛化”，并进一步将中共和中国锁死在“四项基本原则”内，一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触动中共体制深层矛盾时，所谓的改革就寸步难行。
就此，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经历勃列日涅夫的十七年停滞时期后，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党内的改革力量重新启动历史前行的齿轮，最终迎来颜色革命。尽管俄国在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方面还路途艰难，但毕竟迎接现代政治文明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中国在 1989 年“六四事件”之后，改革基本停滞。胡温时期，尤其是胡锦涛第二个五年任期时，用“不折腾”来抵御来自党内外保守力量与改革力量的两面夹击，最终把一个本有可能在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通过政治改革使中国与现代政治文明接轨的可能前景，生生地反转成习近平上台当“毛二世”，用超过毛时期的高压恐怖统治，使国家陷入长夜无尽的黑暗时期。
就此，关于“反思”的反思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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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kong96638 老蔣治国不力，抚战有功，敗于中共，退守台湾，重振政治，振兴台湾，为中华民国奠定了民主社会，其一生不间断记下五十多年日记…可是历史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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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蒋中正
一生为中华而战，功过自有历史评说。
从辛亥革命到台湾复兴，他几乎亲手主导了中国近代最艰难的转型：
• 1911年：年仅24岁身绑炸药，投身辛亥革命，光复浙江
• 1916年：义兄陈其美被刺，冒死收尸
• 1922年：陈炯明叛变，永丰舰上死守孙中山70余日
• 1924年：创办黄埔军校，亲任校长，铸就“黄埔精神”
• 1926-1928年：领导北伐，以弱胜强，终结军阀割据
• 1928-1937年：定都南京，推行“黄金十年”建设，经济、交通、工业全面起步
• 1928-1943年：与列强周旋，废除百年不平等条约，收回关税、司法与领事裁判权
• 1931-1945年：忍辱负重14年，领导全民族抗战，最终胜利，还我河山
• 1945年：中华民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与安理会五常之一
• 1947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奠定民主法统；公布南海U型线，捍卫主权
• 1949年后：在台湾推行土地改革、九年义务教育、十大建设，奠定台湾经济起飞基础
• 1950年代：推行“耕者有其田”，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社会空前稳定
• 1960年代：提出“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大力发展教育与文化，奠定长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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