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客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一轮小组赛，日本队以2:2逼平了无冕之王荷兰。在关注赛况的同时，几乎全世界的眼光都投射到日本球迷所在的看台，赛后，日本球迷掏出统一的蓝色垃圾袋，把看台区域的垃圾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打包带走。 不出所料，日本球迷的举动不仅得不到中国网民的好感，相反，再度引发很多中国网民的谩骂和鄙视，说日本人不过是“知小礼而无大义”，是“作秀”、“伪善”，是“向白人谄媚”。你看看，无论日本人怎么做，做好做坏，他们总是能找到一种宏大叙事来把日本人贬得一钱不值。 我们先顺着这个逻辑，就当日本球迷是在“作秀”好了。日本球迷作秀，至少把他们所在的看台清理干净了，这应该是事实吧？这个事实不承认，那就没法往下讨论，你也没必要再看我后面说什么了，对吧？他们要是不作秀，那么他们所在的看台的清洁就要留给当地清洁工来完成，这也没错吧？那如果现场的荷兰球迷，以及其他国家在现场看球的球迷都愿意这么去“作秀”，整个球场是不是就都干净了？就都不需要当地清洁工花大力气来清洁了？这种能直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减轻环卫负担、维护公共空间干净体面的“作秀”，难道不该被好好提倡吗？要是所有球迷每场球都这样做，那对于这届世界杯来说，这样的“作秀”是不是值得热烈欢迎、大书特书呢？中国古人讲，“论迹不论心”，先不管日本球迷的动机如何，这种行为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不难判断吧？ 如果你硬是要说这叫作秀，那我们就来剥开一下“作秀”这个动词的底裤。通俗来讲，所谓“作秀”，是为了短期利益进行的低成本表演，演完变现走人。但你知道日本球迷这种收拾垃圾的活儿干了多久了？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日本队第一次杀入决赛圈开始，他们就带着垃圾袋进场了。他们干了将近30年，球迷至少都换了两代了。连续三十年的肌肉记忆，你还能叫它作秀吗？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能把一场秀连续演三十年，甚至可以预见他们还会继续演下去，你还能讲这是作秀吗？你就不觉得，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国民教养，是日本人的社会共识吗？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顶帽子：“伪善”。这套话术的逻辑支撑点是：你们日本人在你们涩谷的万圣节也乱扔过垃圾，所以你们在国外捡垃圾就是装的，是伪善。不可否认，日本社会也有秩序混乱，甚至情绪失控的场景发生。但必须要反问一下，这种场景在日本是经常性的吗？如果整个日本就是一个不干不净的国家，你一进到日本，就觉得这个国家脏乱差，偏偏到外面踢球了，这些球迷就假装很爱干净的样子捡垃圾，那你说他们伪善，我百分之百赞成。问题是，日本的这种狂欢带来的个别地方的脏乱差，一年碰不上一两回。事实上，他们把国内搞得干净得很，然后把这种干净带到国外，这叫“伪善”？如果说这是“伪善”，比起某些国家大多数国民至今仍然随处乱扔垃圾、乱吐痰的“真恶”，哪个更需要被谴责？ 看看日本真实的社会底色吧。无论是繁华的城市街头，还是偏远的乡村，那种一眼望去的干净程度，在世界上不说独一无二，至少是数一数二。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日本公共厕所很多，凡是对外营业场所的厕所你都可以使用，你进到任何一个厕所，都干净得很，闻不到一丝异味，这种干净，甚至比某些国家的星级酒店、比某些国家国民的居家环境都还要干净。 为什么会这么干净？因为几乎没有日本人会随意往地上乱扔垃圾，会破坏原有场景的干净。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都会自备垃圾袋，把产生的垃圾兜回家里再扔。这不是靠某一次公关宣传能做到的，这是从幼儿园开始，经过几十年的耻感文化训练出来的系统性工程，这是用整个社会的目光和规矩锻造出来的文明底线。这能是靠伪装装得出来的吗？ 我现在来讲讲我自己。作为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快三年的中国人，我对此有着深切体会。在来日本之前，坦白讲，我根本不懂什么叫垃圾分类，更没有外出时把垃圾带回家的概念。顶多是能把垃圾一股脑扔到统一的垃圾桶里算了不得了。 但在这三年里，我被推着学会了垃圾分类，现在我的家里，配备了四个垃圾桶：可燃垃圾、资源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品垃圾。从周一到周五，哪天丢什么垃圾，心里要有数，不能想丢什么就丢什么。还有，瓶瓶罐罐如何拆除外包装，如何洗净里头的残留液体，盖子如何放，瓶子如何放，等等，都要学会。其实学会这些也不难，做了两次不就会了吗？不就习惯了吗？怕就怕你从内心里不接受，觉得这样做是多此一举。 我现在住在日本的乡下，我随手用镜头记录一下乡下的道路，你能看到有人为的垃圾吗？我以前住在离东京较近的地方，偶尔还能在路上发现一些垃圾，但在这乡下，至今还没有发现。我内心里总在想，是不是到了乡下，几乎没有外国人居住的缘故？走在日本的乡下，让我还产生一个想法：其实只要你不乱扔垃圾，外环境的维护成本并不高，这日本的乡下，长年累月靠清扫不太可能，你不乱丢，大自然的干净不就在那里了吗？ 我们接着来看第三顶帽子：“向欧美人谄媚”。这套逻辑非常有意思。说日本人捡垃圾是为了讨好白人。按照这个说辞的反面推导：难道日本球迷在别人的球场上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这才叫有骨气？这才叫对西方人“祛魅”？ 我们用事实说话。在近几届世界杯上，日本球迷每到一个地方，他们的举动都能引发连带效应，带动当地球迷也跟着来捡拾垃圾。看明白这个反转了吗？曾经给东方输送过文明准则的西方人，现在需要向东方的日本学习了，这是日本在向西方反向输出新的文明标准。你说日本人是在谄媚，那是你根本看不懂一个正常的现代国民，在平视世界时该有的体面。 日本人为什么不会乱扔垃圾，或会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我们前面说到是耻感文化的熏陶，具体来说，就是他们社会运行的底线原则是“不给他人添麻烦”。自己的垃圾自己带走，不把处理成本转嫁给保洁员或下一个使用者。一个人能约束好自己的行为边界，不损人利己，你说这是“小礼”，那就是“小礼”好了，但那所谓的“大义”是怎么来的呢？不就是“小礼”堆积出来的吗？一个没有“小礼”的人会有“大义”，我总不太相信。没错，有小礼不一定有大义，但没有小礼，肯定不会有什么大义。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说的是个人行为，我讲的是国家大义。那就把“大义”的标准拔高到国家与世界的层面，日本真的没有大义吗？日本真的没有对中国行过大义吗？ 我们来看几个事实。在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谁给予中国真金白银最多？是日本，日本给予的各种外援资金占比最高，具体是多少？是66.9%。这就是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援全部加起来都没有日本高。这其中，不仅有海量的低息贷款，还有大量的技术引进。我们再看，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哪只外国救援队第一个赶到现场？是日本；武汉新冠疫情爆发，是哪个国家的援助物资最先到达中国？是日本，他们的包装盒上印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字句，让中国人不想记住也得记住了。 我们再来讲一个让很多中国人不敢相信的事实。日本在《国家品牌指数》等各大全球好感度排行榜上，常年位居世界第一或前三。这就是说，全世界从日本身上看到的是一个高素质、和平主义、拥有极强流行文化输出能力的现代文明国家。你告诉我，这叫无大义？这个国家的民众无大义？全世界第一的好感度，是靠“伪善”和作秀能骗来的吗？ 账本算到这里，我们需要把镜子转过来，照一照自己。 面对日本长达几十年的对华援助，中国有过几次公开、正式的感谢？中国政府曾经有意识地告诉过中国老百姓，说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日本援助我们最多吗？我们听到、看到的，都是渲染日本如何侵略中国，日本是中国的头号恶邻，他们正在军国主义复活。在长期的民粹主义的熏陶下，中国网民对周边国家张口闭口就是“小日本”、“高丽棒子”这类充满歧视和傲慢的称呼。前两年，一个叫“铁头”的中国网红，爬到日本靖国神社的柱子上去涂鸦，去撒尿。对这样的行为，中国政府本应该以诚恳的态度好好处理的，外交部发言人却仅仅是一句要求广大民众理性爱国就给打发了。 一边是日本球迷在异国他乡的看台上把地上的垃圾装进塑料袋，以此来维护自己国家的体面，另一边是中国网红远渡重洋，解开裤腰带在公共场所留下排泄物，然后沾沾自喜地拍成视频，发回国内享受万人欢呼。一边是努力清理世界上的垃圾，一边是努力把自己变成世界上的垃圾。我不知道那一边更“大义”？ 就说日本核废水排海这件事吧，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环境议题。日本的核废水是2011年“311大地震”造成的福岛核泄漏带来的遗留物，经过十年以上的改造和净化，经过包括中国专家在内的专业团队检测，确认各项指标都符合排海标准了，而且这个排海计划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背书和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日本才实施核废水排海。唯独中国在国内大肆炒作恐慌情绪，将一个科学问题变成地缘政治的筹码，禁止进口日本海产品，引发中国民间对日本的广泛攻击。客观来讲，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在不讲大义？ 说中日两国之间的事，可能容易引起部分网民的情绪上脑，毕竟有些人讲起民族感情来，他是不问是非的，只问你是哪国人。那么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国内的事情。时至今日，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街道还是广袤的乡村，垃圾随处可见依然是一种常态。你就是走进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中国最顶级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了，在那里的某些卫生间，迎面扑来的往往还是一股刺鼻的尿骚味。我特别想问问那些嘲笑日本球迷的看客：既然你们觉得把看台收拾干净是“作秀”、是“伪善”，那你们能不能呼吁，在浦东机场的卫生间里也稍微“作点秀”？兼带各位自己能不能在出门旅游时，也稍微“伪善”一点，把手里的烟头和塑料瓶扔进垃圾桶里，别顺手扔给自然界？ 乱扔垃圾，看似只是个人的行为瑕疵，实际上它导向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一个人为什么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本质上是因为他心里根本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也没有“不给别人添麻烦”的边界感。他认为只要不在自家客厅里，成本就可以无底线地转嫁给社会、转嫁给陌生人。这种漠视他人利益的心理一旦放大，必然会结出一种极其恶劣的社会果实——互害模式。 我们每天在新闻里、在生活中看到的是什么？种菜的不吃自己打过催熟剂的菜，卖肉的不吃自己加过廋肉精的肉，做餐饮的用着各种乱七八糟的科技与狠活。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节里毫无底线地坑害别人，然后又在别人的环节里成为被坑害的对象。这是一个全员参与、人人自危的社会内耗。一个连对自己的同胞都下得了黑手、为了蝇头小利就能互相投毒的群体，你认为能有多少“大义”？这样的群体又有多少资格谈“大义”？ 现在回到开头，日本球迷不就是做了点他们认为该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会引发那么多中国网民顺口就甩出一句“知小礼而无大义”的评价呢？很简单，这是一种非常典型且廉价的心理防御机制。承认别人做得好，就意味着必须正视自己的不堪，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大多数人没有这种勇气，他们选择了最轻松的路径：用一个虚无缥缈的、谁也无法量化的“大义”，来掩盖自己在常识、公德和底线上的空白。只要我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骂你一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继续在泥潭里打滚。说这是一种非常非常扭曲的心理，可能还说轻了。 你们要是觉得不扭曲，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原来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变成日本人的石平，被中国政府定义为汉奸。一个中国人为了表示他对石平的愤恨，将一只狗绑起来，说这只狗是石平，然后破口大骂。石平本人看了，是这样评价的：我自己倒是无所谓，只是可怜了这只狗。谁让它要出生在这样野蛮的国家呢？ 《论语》里有一句话，叫“见贤思齐焉”。看到别人做得好，反省自己，努力跟上。这是中国古人总结的一个最朴素的常识。但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下，我不知道还能残存多少这种意识。如果我们继续失去平视世界、承认差距的理智，继续用自慰的手法去绞杀常识，真正受损的不是那个被嘲笑的邻国，而只能是自己。 最后声明，我并不是要黑中国人，我自己也是中国人，我知道中国人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制度原因。中国人本身没有问题，但被某种制度文化侵蚀久了，在某些人身上才会出现问题。 youtu.be/Vwj8WtObvL8?si…

1989年4月19日，赵紫阳去见邓小平，这是赵紫阳最后一次获得单独面见邓小平的机会。在会见中，邓小平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个是，赵紫阳访问朝鲜回来后，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讨论赵任两届总书记的问题；二个是，邓小平要将军委主席让给赵紫阳。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赵紫阳访朝回来之后，上述两件大事不仅再也无人提起，甚至赵紫阳本人的政治生命也随之进入最后的时间通道，整个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路径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向。 那个时候，因为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全国性的悼念和学潮。胡耀邦是4月15日去世的，追悼会在4月22日举行，赵紫阳访问朝鲜则是在4月23日。很多人都在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赵紫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去访问朝鲜？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无关紧要的访问往后推？如果赵紫阳不去访问朝鲜，那么解决学潮的主动权就会掌握在他的手里，但他这一访问，就把主动权让给了李鹏。李鹏能与赵紫阳同心协力自然无需多虑，问题是，李鹏处处都与赵紫阳对着干，随时都在想如何把他弄下台，难道他事先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吗？ 当时有好几波人都曾劝阻赵紫阳不要去访问朝鲜。 首先是他的多年的老部下田纪云。田纪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4月14日，也就是胡耀邦去世的前一天，他专门跑到赵紫阳家，恳切陈词，说当前这样的形势，你怎么能够离开北京？访问朝鲜推迟到下半年或者明年都可以，等把国内的事情处理平稳了再出去。那时，因为官倒带来的腐败，因为价格闯关带来的物价上涨，因为政改停滞不前带来的忧虑，因为睁眼看世界带来的落差感，不仅田纪云，几乎每一个关心时局的中国人都能感觉到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只差一个火星子。谁知，火星子就在田纪云一番劝说之后的第二天出现。 当时担任政改研究室社会改革局局长的陈小鲁，担任政改研究室综合局副局长的孙方明等一批政改骨干，都曾联合建议赵紫阳，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完全有理由通知朝方推迟访问。陈小鲁是陈毅的第三个儿子，在1980年代，他是一个推动政治改革的积极分子。 4月23日，赵紫阳出访前几个小时，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给赵紫阳打电话，说鉴于目前的混乱局面，党的一把手应该推迟访问。但这个时候，访问已经箭在弦上，无法改变。 面对这些人的劝阻，赵紫阳是怎么想的呢？在这套迄今为止最具权威性的三大本《赵紫阳传》中，作者卢跃刚是这样分析的：访问是邓小平和金日成两个人确定下来的，他不好推迟，如果推迟的话，反而会给人以一种国内形势不稳的感觉。这种解释显得很无力，也让人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赵紫阳太缺乏洞察力和决断力。国内形势怎么样，靠你一次访问能掩盖得了的吗？与其掩盖局势，还不如采取切实的办法来改变局势，而你一旦离开，谁能保证你的办法能不变形走样？ 当时担任政改研究室主任和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鲍彤事后是这样分析的，他说，曾经有三个人向他谈到这个问题，这三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是4月19日邓小平与赵紫阳见面时，邓坚持要赵去访问。既然是邓小平坚持，赵紫阳也就不好作改变。那邓为什么要坚持呢？鲍彤背后的潜台词是，是邓为了支开赵，这样邓就可以按他的思路与李鹏来合伙处理学潮。 在我看来，鲍彤的说法可能过于主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赵紫阳所有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到他所说到的这个细节。邓小平坚持要赵紫阳去访问的前提，是赵紫阳要提出推迟访问，既然没有证据证明赵紫阳曾经向邓小平提出过，那么就不存在邓小平要坚持。再个，鲍彤说他先后听到三个人这样告诉他，那这三个人又是如何知道这一细节的呢？邓小平和赵紫阳的会见是单独进行的，顶多有邓小平的家人和秘书在场，难道是邓小平的家人或秘书透露给鲍彤的？ 在我看来，赵紫阳之所以坚持要去朝鲜访问，可能是基于这么一个原因：他过于自信了，他认为他有能力因势利导把学潮平息下来。另外，他可能还有一层不便说出来的理由，那就是，他内心里希望通过学潮促进更进一步的改革。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后来出走美国的许家屯在他的回忆录里就曾提到，他在跟赵紫阳见面时，赵表达过这样一个意愿。 不管怎么样，赵紫阳的这一决定都是他一生最致命的失误，他理应看到当时的学潮已经如火如荼发展到什么程度，他理应想象得到不掌握主动权将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他明明知道李鹏与他事实上就是政敌，还将代行总书记的机会让给李鹏，这无异于自毁长城。还有，你是否意识到，一个事情由你自己去处理，哪怕处理得不好，纠正起来总还是有腾挪的空间；如果由你完全不信任的一个人去处理，回过头来你再来纠正，那个难度不知道有多大。（未完待续） youtu.be/THxF14VOw70?si…

面对日益汹涌的"倒赵风"，邓小平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并非没有察觉。他的反应是明确而坚决的。 有一次在怀仁堂接见会议代表合影时，邓小平专门问赵紫阳："怎么香港报纸说你不再过问经济了？怎么能不管经济呢？"这句话既是对赵紫阳的关心，也是对那些试图架空赵紫阳的保守派势力的警告。 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说"中央人事格局不能变"。显然，有人想变，邓小平才会这样强调。 李鹏、姚依林在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上向赵紫阳发难，这让邓小平很不高兴。为此，李鹏专门跑到邓家解释和表白。邓小平丢给李鹏一句话：赵紫阳要搞两届总书记。说完这句话，他要李鹏回去转告其他政治局常委。 李鹏从邓家出来后，已经是傍晚，直奔赵紫阳家。赵家正在吃晚饭，全家人都围坐在餐桌旁。李鹏说他刚从小平那里过来，主要传达邓小平的两句话：一是总书记要连任，二是"赵这人，有独立思考能力"。 从这个传话过程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格局确实很微妙。李鹏虽然已经在明面上跟赵紫阳作对，但面对邓小平的威压，他也不敢过分放肆。 邓小平最深思熟虑的表态，是在1989年春节前。 那年春节，邓小平一家安排要去上海过年，赵紫阳到他家里送行。在谈话中，邓对赵说，我考虑了很久，还没有向别人谈过，现在首次向你谈，我想辞去军委主席，让你来接任。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他不完全退下来，还保留军委主席的话，很难停止别的老人的干预。为了让赵紫阳能顺利工作，他只有不再担任军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老人也不再担任职务，或者至少不再干预。 对于不再担任军委主席职务，邓先后向赵提出过两次。六四学运爆发前，邓小平再次向赵紫阳提起这个问题，还说等赵访朝回来后，要正式谈一下赵紫阳搞两届的问题，并且已经酝酿了开会的名单，包括现任常委和几位党内元老。 这本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定，如果赵紫阳接受这个决定，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掌握了军权的赵紫阳，将有足够的实力对付李鹏等保守派的挑战。 但处于现场的赵紫阳坚决不同意邓小平退下来。他说："现在经济正遇到一些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如果你完全退下来，我们很难办。东方政治与西方不同，在东方并不是你退下来他们就不干预了，也不是他们统统没有了职务就不再干预了。只要这些开国元勋还在，要他们不干预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预了，他们干预，我们更不好办。你在，我们还好办一些。" 赵紫阳建议，无论如何一年内不要再提这个问题。邓小平沉思了一会，只有同意。 从一个成熟、有决断、敢决断的政治家的角度来讲，赵的决定令人遗憾。他应该明白，从当时的情况来说，邓的让位绝不是试探赵忠不忠诚，而是发自内心的想法。彼时彼地，他信任赵，也只有靠赵才能将他的政治遗产继承下去，他不愿意看到他所开创的局面毁于保守派手里。 我们可以作一个对照。六四被镇压后，邓小平为什么很快作出决定将军委主席让给并不熟悉的江泽民？这说明他辞去军委主席这一点是考虑成熟的。他之所以那么快让给江泽民，一定程度上带有孤注一掷的想法，希望江泽民能够在维护一党专政的同时不忘改革开放。邓有理由在六四之后将军权让给江，那么在六四前，他就更有理由将军权让给赵。 可惜，赵未能领会这一层深意，也未能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人挖祖坟是破风水、断龙脉之举，谁遭遇这种对待，与仇家都是不共戴天。但赵紫阳得知祖坟被挖后，只是轻轻放过，要求"淡化处理"。 赵可以不在乎，一般人也认为神秘哲学是无稽之谈。但你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赵紫阳在中国政坛的运势下降，确实就是从被挖祖坟开始的。 你看，1988年8月17日，价格闯关方案通过；8月18日，赵祖坟被挖；8月19日，闯关消息向社会公布，随之引起抢购潮。之后，赵的应对一步步陷入被动。 李鹏与赵紫阳的理念完全不符，甚至截然相反。前者于1987年10月被确认为代总理，到次年3月正式登上总理大位，这相当于在后者的政治运势中打入了一个楔子。这根楔子一直引而不发，如果没有挖祖坟事件，是否这根楔子会一直发不出来呢？等到8月18日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楔子开始肆无忌惮地搞起破坏来。 李鹏在搞破坏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受到阻力，譬如邓小平对他训话，并带有侮辱性地安排他去向赵紫阳传达“总书记要连任两届”的信息。 赵紫阳更是有机会翻盘。邓小平两度决定把军权让给赵，可惜赵不懂得接盘。此后，在六四学运过程中，赵也有多次翻盘机会，但都被一一错过。 历史的必然往往包含在一个国家的制度基因中，而具体的事件走向却又跟具体的人的行为紧密相连。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受这个人的思想控制，那么是否一定程度上也受这个人的运势控制呢？我所作的这些猜想，各位可以不信，也可以略作参考。 youtu.be/THxF14VOw70?si…

@MinMin89485072 可怜中国民众的认知水平和愚蠢行为，这符合那国的“大义”标准吧？

中国一男子将狗绑在木制架台上，在其上贴上侮辱日本参议院议员石平氏的标语，并辱骂其为「汉奸（叛徒）」的行为。

价格闯关失败后，赵紫阳在各种场合都以当仁不让的姿态表示，所有责任由他来承担。这种表态，既是赵内心的真实反映，也是对邓小平威望的维护。虽然邓小平说过，他愿意承担责任，但赵显然不可能让邓来承担责任。 赵愿意承担责任的话，在李鹏们看来，他们不是看到赵的胸怀，更不是也愿意同赵一起来承担责任，反而认为这正是嫁祸于赵的绝佳机会。如果说此前李鹏对赵紫阳的不满还都是采用暗中使绊的做法，价格闯关失败后，他则把这种不满全都拿到明面上来，开始了针对赵紫阳的政治反攻。 李鹏的不满首先是对中央财经小组的不满。在上一集中我就讲过，这个财经小组是由邓小平在胡耀邦时期主张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胡耀邦以总书记的名义干预经济。这个小组组长由时任总理赵紫阳来担任，这样赵就可以放开手脚搞经济。等到赵升任总书记了，邓认为李鹏虽然当了总理，但不懂经济，所以继续保留财经小组，让赵能够以组长的身份继续管经济。这种设计确实也是出于无奈，毕竟邓小平的心血就在于经济改革。但李鹏却不可能这样认为，他觉得自己一个堂堂总理，怎么能够当一个没有实权的配角呢？仗着背后有陈云等保守派的支持，他随时都在伺机抓回属于他的权力。 现在机会来了。从过往的史料来看，李鹏抓权是一步一步经过精心编织的。 首先，李鹏和姚依林隐瞒陈云对价格闯关的看法。在1988年5月份决定由姚依林出方案时，姚依林、李鹏先后私自跑到陈云那里去汇报，陈云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没有将陈云的意见反馈给常委会或政治局。倒不是陈云的意见有多重要，但你既然去了，就有必要将意见反馈给最高决策层，以便赵紫阳能够在邓小平与陈云的意见之间进行权衡，从而作出更慎重、更缓和的决定。那么李鹏、姚依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而且姚依林作为亲自操刀设计方案的人，为什么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呢？只能说，他们本就与赵紫阳不是一条心，他们期待乱局的出现，然后好乘乱逼宫。 第二，架空财经小组，进而架空赵紫阳。前面提到，赵紫阳是8月29日通过召开财经小组会议提出暂缓闯关决定的，但在此前两天，也就是8月27日，李鹏就通过国务院秘书局给各省打电话，说物价闯关暂缓执行。这就是说，在中央还没有开任何会议之前，只是在赵紫阳与李鹏他们私下谈话之后，李就擅自往下面传达命令了。按照程序，财经小组8月29日提出暂缓决定后，必须经过9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才能往下执行。但李鹏却在8月30日召开国务院会议，提前作出决定，把物价闯关要延期的说法很快发向全国，弄得赵紫阳非常被动，以至于嗅觉灵敏的香港媒体马上报道，说国务院与中共中央出现了矛盾，背后的潜台词是李鹏与赵紫阳出现了矛盾。 第三，公开贬低赵紫阳。在赵紫阳主动担责之后，李鹏乘胜追击，到处讲“赵紫阳当了总书记还老插手国务院的工作”，“赵紫阳把国务院弄成了个烂摊子”。配合这种说法，国内外到处都是流言，说赵地位不稳，权力被削弱，搞不下去了。 第四，用行政手段恢复计划经济。在治理整顿的名义下，以国务院负责经济工作之便，李鹏完全用行政手段将下放到地方和企业的权力收回，将本已放开的物价重新管起来。譬如，他搞起了像今天的烟草专卖一样的“粮食专卖”；他在银行推行“资金计划”，就是给基层银行下指标，需要完成多少存款，然后这些存款要按照计划贷款给规定的国营单位。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一个农民今天在信用社存了2万元，明天去取1000元都取不出。你既然这样做，大家就都不去存款，以致于全国80%的农村信用社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第五，公开逼宫赵紫阳。1988年年底，政治局常委开了一次所谓的"生活会"。会上，李鹏、姚依林带头批评赵紫阳对国务院工作"过问太多"，李鹏抱怨说他这个总理很难当。姚依林更是直截了当地发难，质问："攻价格关这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出来的？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姚依林显然是明知故问。价格闯关是邓小平提出的，李鹏传达的，你姚依林还负责制定方案，赵紫阳只是积极推动和执行而已，要说责任，谁没有责任呢？姚依林这样问，是设了一个语言陷阱在里头，企图引诱赵紫阳说出“这是邓小平提出的”这句话。一旦赵紫阳说出这句话，他们就有更大的文章可做了，居然把责任推到小平同志身上，该当何罪？好在赵紫阳没有上这个当。 李鹏、姚依林为什么敢这样明目张胆地倒赵呢？因为他们背后站着一个强大的保守派老人帮。 胡耀邦被迫辞职之后，以陈云、李先念、王震为代表的保守派试图推邓力群当总书记，在赵紫阳的阻击下失败。他们从那时起开始积累对赵紫阳的不满。为了推进改革，赵接着做了几件让保守派更加不满的事情：将邓力群调离宣传口，撤销邓力群控制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红旗》杂志，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控制在党内并很快熄火。这些举措让保守派觉得，赵紫阳比胡耀邦更胡耀邦。 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通过布局李鹏和姚依林来实施对抗，李、姚二人就成了保守派的代理人。 在李鹏拆台中央财经小组、架空赵紫阳的过程中，陈云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国务院终于改变了不作决定的形象。" 相对于陈云，李先念则是跳着脚来反对赵紫阳。在上海、在湖北，他当着地方负责人的面说赵"不是搞社会主义"，"学外国的东西太多"，甚至直接向邓小平建议让赵下台。东渡客我当年在北京呆的时候，有一次接触到一个退休的外交部副部长，这个副部长学着李先念的样子，说李先念如何满脸不屑地提到赵紫阳：他算什么？他当个军委副主席，能调得动一个兵吗？ 赵紫阳在晚年的回忆录里提到李先念，说李先念是“不择手段、不顾场合、不讲原则地反对”他，表现出一种“仇恨”。可见这些政治老人们对赵是一种怎样不可理喻的态度。（未完待续） youtu.be/THxF14VOw70?si…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如此蹊跷。我们来看一个时间线：就在赵家祖坟被挖的前一天，也就是198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的最后一天，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这就是我们熟悉的价格闯关的方案。赵家祖坟被挖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宣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价格改革方案。虽然没有具体说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但联想到之前领导人关于价格改革的表态，人们认为价格闯关马上就要开始了。 所谓价格闯关，就是让价格双轨制能够并轨，逐步取消所有的计划价，让全部商品都由市场来定价。中央的意图是，通过市场机制来理顺价格关系，从而化解危机，消除官倒。 价格闯关的提出，最初并不是来自赵紫阳，虽然赵早就认识到了价格问题必须解决，但自从正式担任总书记以来，他关注的重点主要在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是谁最早提出来要进行价格闯关的呢？是邓小平。 1988年5月5日，这一天，刚刚在七届全国人大上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第一次去拜访邓小平。邓小平问，这次人大会议，人大代表意见最大的是什么？李鹏回答，是物价问题。由此引出了邓小平的一大段话。他说，价格这一关早晚要过，晚过不如早过，长痛不如短痛，要尽快闯过价格这一关。他让李鹏把这个意见带给中央常委和政治局。此后，他还在多种场合表达要放开胆子，不怕犯错误去闯关，有错误由他来承担。 应该说，赵紫阳跟邓小平的看法是一致的。赵接到李鹏的传达后，虽然内心对价格改革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但面对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他选择"遵旨办事"，宁可放下其他的事，也得先把邓小平最关心的事办好。5月1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一次讨论物价闯关问题。5月19日，常委会决定成立国务院物价委员会，由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负责制定具体方案。5月3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各省的省委书记叫来，通报准备价格闯关。到8月的北戴河会议，姚依林的方案出来并获得通过，随后借助媒体向外界发布消息。接着，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 在民众的理解当中，价格闯关就是涨价。8月19日消息发布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潮。抢购的情况触目惊心：从草纸到电池，从服装到鞋帽，从彩电到冰箱，见什么抢什么。着了慌的民众恨不得将所有的纸币都换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品，恨不得将几代人所需要的东西都买齐。武汉有人买了200公斤食盐，南京一市民一下子买了500盒火柴，广州一位女士扛回了10箱洗衣粉。这种局面，造成商店不敢敞开大门，只能在门缝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门外的人群失去了理性。一个星期以后，物价总体上已经上涨20%多。 与抢购潮同时发生的是银行挤兑。湖北有的县银行因不能及时支付，柜台被愤怒的群众推倒。七、八、九三个月，全国银行存款少增加了300个亿。 面对这种局面，赵紫阳不得不做出紧急刹车的决定。他先是找杨尚昆、薄一波，希望利用他们与邓小平的私人关系，解释暂缓实施闯关的原因；接着找李鹏、姚依林两个国务院负责人，讨论如何暂缓的问题。姚依林说暂缓到年底，赵紫阳提出要暂缓就暂缓一年。8月29日，赵召开中央财经小组会议正式提出暂缓决定；9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暂缓决定。就这样，一场原本可能是声势浩大的价格改革还未实施就胎死腹中。虽然没有实施，却已经给社会造成巨大动荡，从这个角度来说，价格闯关是一次彻底的失败。 总结起来，我认为这次失败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闯关的决策过程太匆忙，只想着如何尽快执行邓小平的指示，却没有细致考虑必要的配套措施。企业改革、银行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都必须与价格改革配套实行，没有这些根本性的配套改革，只对价格进行调整或放开，带来的恐慌那是注定的。 第二，方案由一直坚持计划经济思维的姚依林来主持制定，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事实上他也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完成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转型，譬如规定每年物价上涨10%，连涨五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决定，是一个明摆摆的错误。 第三，决策者完全没有"心理预期"这个概念，在传媒策略上犯了一个巨大的失误。这么重大事情的公布，一定要事先做好做足民众心理的疏导工作，在大家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再来公布方案，才不会造成社会恐慌。可惜那一代领导人还没有这个经验。 第四，国务院系的李鹏、姚依林的拒不配合是造成局面无法挽回的决定性因素。在发生抢购和挤兑现象后，赵紫阳向国务院提出，可以提高银行利率，采取保值储蓄的方式以缓解局面。如果真这样做，未必局面不可以缓解，一旦缓解，闯关还是可以继续推行下去的。但李鹏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来对付，因为李鹏认识到，局面越乱越有利于他抓权。 到9月15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治理整顿”的决议。整个八十年代的改革从这时开始事实上已经是戛然而止，在李鹏不断抓权、架空赵紫阳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得以迅速回潮。（未完待续） youtu.be/THxF14VOw70?si…

@letsgo2022 只能说明你读书少。回家去买本赵紫阳传吧。

你后面的内容倒是没什么，那个惊悚开头你能拿出些 信息来源也行啊。我指的盗墓的惊悚开头是瞎编的

@zhuangmin6366 是的，不走假。

@dongdukey 是视频制作者本人吗？

1988年8月18日，农历七月初七，中国民间的七夕节，河南滑县赵庄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情——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家的祖坟被挖了。 现场显示，这不是为了金银财宝的一次盗墓行动，而是高人策划、蓄谋已久的坏人风水的行动。坟墓是赵紫阳父母的合葬墓，作案者动的是赵母一侧，盗走了赵母的部分遗骨。现场还留下了一大片散乱的遗骨，以及作案用的铁锹把和白手套。这说明作案者很专业，有备而来。更诡异的是，在墓穴西头，他们还插了七根木棍，这显然是施法术、断龙脉的举动。 这块墓地是赵紫阳的父亲赵延宾生前选定的。墓地在赵庄东头300米处，东西南北四向都有道路通过，按照民间堪舆学的说法，这种地形被称为“轿杆地”，四通八达，主后代富贵，兴旺发达。墓穴在"轿杆"中心位置，头枕大山，面朝黄河，颇有气势。 刨坟事件轰动河南，北京高层也受到震动。当地排查了三十多个县，未能查出真相，在准备兴师动众、继续追查时，被赵紫阳制止，此后就这样不了了之。 赵家祖坟被挖时，赵紫阳担任总书记还不足一年。作为当时中国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何以连自家的祖坟都保不住呢？为什么会有人要挖总书记的祖坟？这一举动事实上会给赵紫阳的命运带来影响吗？让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回到1980年代末那个让人躁动不安的时期。 一、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危机 赵家的祖坟被挖，当时就有人分析，有这三种可能： 第一，是仇家所为。赵紫阳于1938年到1947年间，在家乡曾担任中共滑县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他领导了极其惨烈的土改，对地主实行残酷镇压，乃至肉体消灭，几十年后，受害者的后代未必不会记仇、雪恨。 第二，是嫉妒心起。乡下人中免不了会有见不得人好的心理，看到当年的一个普通的乡里小子成了总书记，也就是传统中国人眼里的“皇帝”，他们觉得这是“轿杆地”的风水带来的，因此要破坏他家的风水，要把他娘老子的尸骨迁移到一个风水恶劣的地方埋了，他就神气不起来了。 第三，是政敌所为。赵紫阳在中共的政坛数十年，尤其是到了北京之后，声望日隆，不可能不引起政敌的忌恨。不要说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他们骨子里还是相信中国传统神秘学的那一套。刨人祖坟，等于是釜底抽薪，接下来就好对付了。 除了以上因素，还有一个脱不开的大环境，那就是，当时物价连年飞涨，官倒盛行，已经让民怨沸腾到了一个临界点。民间的怨气往哪里发？他们当然地认为这是这个国家的一把手带来的。而且当时民间盛传，赵紫阳的儿子就是官倒，不刨他家的祖坟，刨谁家的祖坟？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物价涨到了什么程度。月度CPI自1987年1月超过5％，1988年1月CPI同比增长9.4％，是此轮通胀周期的拐点。至1989年2月达到最高值28.4％，前后连续上涨26个月。这种上涨是老百姓无法承受之重。 面对价格上涨，一方面国家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城市农副产品等的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工人发放的工资过低、购买力不强；而企业生产赚不到钱，又没有积极性。这导致国家、企业和民众三方面都不满意。 再来看官倒如何猖獗。假如你是一个倒卖煤炭的倒爷。1988年山西地方矿的坑口价，也就是你开着车到煤坑的坑口去拉煤，仅仅是20块钱一吨的煤。这个价格是不能上涨的，因为它是由国家定价定死了的。但是你把煤拉到上海，市场价就涨到了120块钱一吨。问题是，120块钱一吨的煤你还抢不到，因为供不应求，实际到手价会高达170到210块钱。刨除成本和打点，一吨煤你能纯赚100到140块钱，利润空间达到原价的5到7倍。 这么大的套利空间，怎能不让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人趋之若鹜？他们不仅倒煤炭，什么钢材、粮食、土地、家电，没有不能倒的。据统计，1988年底，中央及各地党政军群机关及附属事业单位所办的从事倒卖活动的公司近30万家，如果算上分支机构会达到50万家，从业人员达4088万人之多，占第三产业劳动者总数43％。这些如狼似虎的官倒公司以及大大小小的倒爷们劫夺国民财富的规模究竟多大，当时的学者有一个总体估算：1988年全部计划商品与市场商品之间的价差达到1500亿元以上，利差1138亿元以上，汇差930亿元以上，加上税金流失、地租流失、进口许可证体现的价差等，共占当年国民收入40％左右。这就是权钱交易的总标的，其中相当部分流入官倒腰包。 老百姓的愤怒通过民间的顺口溜表达了出来："十亿人民十亿商，大家一起骗中央"、"富了投机倒把的，穷了奉公守法的"、"文化革命是十年动乱，经济改革是十年乱动，文革是无政府主义，改革是无主义政府""市场供应紧绷绷，经济秩序乱哄哄，官倒私倒忙匆匆，平民百姓气冲冲"。据当时的记录，1988年成了"群众中传顺口溜最多的年份"。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物价飞涨和官倒横行的状况呢？ 根源在于价格双轨制。所谓双轨制，简单讲，就是一种商品有两套价格体系，一套价格低，一套价格高。具体来讲，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一种特有现象。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依然存在，所有商品都由国家统一制定价格，叫计划价，由国家来收购，这个计划出来的价格自然是无法反映商品的实际价值的，一般要远低于商品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在国家按计划好的数量和价格收购走一部分后，剩下的部分可以由生产商按照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向市场出售，这个价格叫市场价。因为当时是供不应求的年代，自然是市场价要远远高于计划价。 两套价格的存在，很容易让人动歪脑子。名义上计划价商品由国家收购，实际上很大一部分会流到私人手里。那些能够拿到计划价商品的人，转手将这些商品卖到市场上，就能获得暴利。那么，什么人能拿到计划价的商品呢？显然是那些官员或是有官方背景、官方门路的人。这些人在倒买倒卖、大发横财，因此我们给他们一个称谓，叫“官倒”。 在官倒公司中，最典型的就是邓朴方的康华公司。邓朴方是邓小平的大公子，邓小平家族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家族，谁见了不礼让三分？邓大公子来搞官倒，自然是没有谁能干得过他。邓朴方是个残疾人，他先是以他的影响力成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后来又成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然后打着"为残疾人谋福利"的旗号，成立国有康华公司，所有投资都由国库出钱，赚的钱则全部免税。短短几年时间，康华就发展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发展出177家遍布全国的子公司和孙公司。 康华公司做的生意就是官倒，它的手可以伸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产业里头去，任何产业里头的任何计划指标它都可以拿到，关键看它拿不拿。拿到后，它把这些计划指标以市场价卖给需求方，赚取巨额差价。当然它也做进出口生意，任何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在邓朴方的手里都不在话下，那不是后来的赖昌星所能比的。关键是，以邓公子的名义来倒买倒卖，无论是生产方还是需求方，都不得不买他的帐，你说这生意好做不好做？这钱好赚不好赚？ 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的官倒机构，雇用的人员全都是退休官员或官二代，普通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他一共雇佣了13000多名军政人员去为他敛财。全公司有部长级干部4人,司局级干部60多人,高官之多至今在中共政权所有官办公司中仍是独一无二。凡是国务院有的业务部门，康华公司也一定设有对口子公司，所以当时有人说邓朴方建立的不是康华公司，而是康华共和国。 康华公司的恶劣影响是引爆六四学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六四前夕，北京的大学生中流传"百丑图"，将邓朴方等高干子弟与他们的父辈一一对号入座。甚至有学生喊出了"杀朴方以谢国人"的口号。 当时，针对高干子弟的传言不仅有邓家，也包括对赵紫阳子女的传言。民间传说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倒汽车，倒粮食，倒合金钢，发了大财。但据后来的事实证明，赵家子女是干净的，否则赵被软禁后，李鹏一定会抓住这些把柄将赵往死里整。 面对这种乱局，赵紫阳主政的中央当局必须得有所行动了。（未完待续） youtu.be/THxF14VOw70?si…

@letsgo2022 你这截图想说明什么问题？我有哪句话瞎编了？

@dongdukey 现在编瞎话越来越高级了。不核实一下就又被忽悠了。做人好难。

@MJTVHoPin 一个反体制的人，发展到现在跪舔成狗，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江青是中國最被污名化的女性，與當時追求進步的女性而言，投奔延安是勇敢的。後來被男性政治摧殘，她也傷害了很多人。在荒唐的政治審判中，她的勇氣比任何男人都勇敢。 毛澤東同樣也被極大污名化，他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最大的代價，無數个人深受其害。但是，他比孫中山、蔣介石對中國完成民族獨立國家的貢獻都要大很多。民國政治中，未來如果只留下一個人的名字，只是毛澤東。 中國是一部漫長的文明史詩，個人的歷史總被濃縮，留下的是：節點。

@Sekihei5i 这说明华人有多么的支持你，那边越鼓噪你是汉奸，这边支持你的人就越多。

我的中文X频道开设整整两天后，现已得到两万人的各地朋友的关注。实在是荣幸！实在是高兴！在此衷心感谢给予我关注的各位朋友，也感谢给予我帮助的各位大V老师。石平我在此谨表谢意，愿同各位一起，努力去打造一个有益而有趣的中文网络空间。

江泽民：手上无血，脚下有骨（下） youtu.be/OtGQh4_D4U4?si… via @YouTube

@torontobigface 不用心累，可以无视。

真的心累 我自认为，我说出中共在通过不同手段影响海外大V，让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台湾/日本/美国问题时 可以警示大家，让大家认清楚中共的影响 没想到有的人，不会反思，只会愤怒 而且这次最搞笑的是，恰巧就在第二天，OpenAI这个独立第三方就给出了强有力的证据 那看到证据，我心想总该反思一下是不是真的上当了吧？ 没想到是更加强烈的，恼羞成怒的，甚至还呼朋引伴式的拉着打手对你进行人身攻击 诈骗犯/卖惨/一事无成/反共就是为了赚钱，一切粉红用过的帽子就都扣了上来 你只是提了一个建议，对方就把你定义为一事无成的罪犯 面子，就比真相重要的多呗？ 我也更加深刻理解了历史上昏君为什么那么多了 为什么那么多昏君听不进去建议了 警惕吧，希望我之后，不要变成油盐不进，信息闭塞，且自视甚高的人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与1898年的戊戌变法具有惊人的结构性相似，这种相似性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改革为何总是遭遇难于上青天般的阻力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两次改革都是在国家面临现代化压力时，由体制内的改革派领导人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尝试。 第二，在领导层面，赵紫阳和光绪帝都具有改革的热忱和相当的政治地位，但都缺乏足够的实际权力来推动全面改革，他们需要上面婆婆的支持。这种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为改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第三，两次改革都面临强大保守派力量的反击。略有不同的是，戊戌变法是被直接扑灭，赵紫阳政改则是因一起偶然事件而夭折；此外，光绪的“婆婆”慈禧本身就是保守派，而赵紫阳的“婆婆”邓小平在常态下倾向于改革派，在非常态下则会与保守派合流。 第四，改革失败后，改革的领导者都被软禁到死。略有不同的是，光绪帝还保留名义上的皇帝称号，赵紫阳则被撤销一切职务。 第五，改革团队的核心成员都只能扮演秘书班子的角色，他们从未掌握关键位置的权力，失败后不是被判刑、杀头，就是流亡海外。 当年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今天的鲍彤、吴伟等被判入狱，严家其、陈一谘、吴国光被迫流亡海外。当年的谭嗣同获得后世广泛赞誉；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十多年之后，于清朝灭亡后载誉归国。今天的鲍彤出狱后直到2022年去世都处于软禁状态，吴伟出狱后则在体制外从事边缘化的学术研究；陈一谘于2014年客死海外，严家其、吴国光至今看不到踏上故土的可能。除了他们这几个，还有一大批诞生于当年改革土壤的知识分子、民运领袖凋零海外，他们的悲剧成色较之于戊戌变法那一代不知要浓厚多少倍。 youtu.be/ogrDlhMAWx4?si…

赵紫阳的政改为何会失败？？？ 赵紫阳的政改失败显而易见的原因，当然就是六四的被镇压和赵的下台所带来的反攻倒算。在这背后则是邓小平对赵紫阳的抛弃，抛弃了赵紫阳，就等于抛弃了政改。 在悍然镇压了六四学运之后，虽然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意思是要继续推行报告所确定的方向，但那只能代表他内心的某种不甘。他提拔上来的江泽民本身就是因为镇压舆论才被保守派看中的。江泽民保守，李鹏更保守，整个常委班子排除了改革派，谁来保证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不改呢？ 必须指出的是，政改实际上是在朝野上下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夭折的。区别在于，在朝的保守派力量不愿意看到因为政改而危及到他们的既得利益，在野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则是因为感觉到政改的推进速度太缓慢而心生怨气和不满。在那时，因为沟通渠道不畅，在野力量并不了解赵在中共内部围绕改革所面临的激烈斗争和艰难处境，也不了解他在政改当中所起到的中流砥柱的作用，这就使赵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得不到社会上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当两股力量一起压向赵紫阳，用一句中国俗语来形容，他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除了以上因素，我认为，政改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面临着多重先天性悖论，这些悖论决定了政改之路不可想象的艰难。 第一，方案是总书记拿的，方案的执行需要总书记和总理之间的配合，但总理人选并非总书记所决定，也非人大所决定，而是背后的老人帮所决定，如何做到让总理向总书记负责？一旦总理不愿意向总书记负责，总书记没有任何办法。 第二，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在对待改革上，总书记赵紫阳与总理李鹏恰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派别。赵紫阳是改革派，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他都希望朝着适合市场经济的方向推进。他指导了政改方案出台的全过程，自然希望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施；而李鹏是保守派，他从未参与方案出台的任何一个环节，他不能理解、也从内心里不愿意配合执行这个方案。如果总书记和总理不能都是改革派，且理念上南辕北辙，是无法推动政改执行下去的。为什么不事先考虑选一个改革派的总理呢？或者，为什么不让总理人选事先参与方案起草的指导工作呢？ 第三，邓小平规定担任总书记的赵紫阳继续主管经济，这本身就是对政改的破坏。在当时，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唯一能依靠的改革力量就是赵紫阳，所以他将赵紫阳推到总书记的位置上。但在总理人选上，他不满意李鹏，却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再加上保守派力推李鹏，他不得不让李鹏上位。可是他对李鹏不放心，通过让赵紫阳继续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方式主管经济。单纯从一个人的素质来看，赵紫阳管经济是对的，因为他懂经济；但从职务属性来看，总书记管经济是不对的，因为它违背了党政分开的原则，由此造成李鹏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不满，觉得自己是丫鬟拿钥匙，当家不作主。李鹏不满，他当然不敢对邓小平表示不满，但他敢对赵紫阳表示不满，所以就处处不愿意配合赵紫阳。当然话又说回来，如果把经济让给李鹏管，他也不可能管好，他的可怜的眼界和心胸就摆在那里。一句话，想要改革，选他当总理从一开始就是错的。 第四，邓小平的最后决策权从根本上不符合政改的理念。既然是政改，那么就要按制度行事，你在什么岗位承担什么职责，不可以越界。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邓小平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邓小平的思路发生了变化，一切都要跟着发生变化，说到底，这只能是人治，你的方案再好，只要邓小平不高兴，一夜之间就可以推翻。鲍彤说：“邓小平跟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双重关系，既是提倡者，又是扼杀者。”可谓一语中的。 正是基于以上悖论，政改的实施过程充满了风险，一旦出现某个不可控的偶然因素，政改就会戛然而止。它唯一的成功可能，是赵紫阳能够得到邓小平自始至终不可动摇的信任，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人帮全部退出历史舞台，改革派掌握彻底的主动权。但不得不说，这个概率实在太小。 youtu.be/THxF14VOw70?si…

@jimmy29542830 极权体制的“自我纠错能力”是很强的。

@dongdukey 当时的我们都感觉到了这样的变化。其实，原本真的是有机会的。假如再等几年，那帮老朽们都走了，是不是就好了？

赵紫阳主导的政改，内容涵盖较广，我这里只讲四个方面。 第一，是党政分开，不仅包括党和政府，也包括党和立法、司法以及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在职能上的分开。长期以来，共产党政权的一个特点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哪里都是书记说了算。既然是你书记说了算，那还设立政府干什么呢？干脆取消政府算了呗。可它需要政府来装点门面，以表示它也是一个国家，所以就耗费民脂民膏，建立两套人马，让老百姓既要供养一个庞大的政府，还要供养一个庞大的党，我们给它一个称谓叫“党国”。所谓党政分开，就是要慢慢破除党国体制，这是赵紫阳政改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如何实行党政分开呢？主要有以下措施： 1.党只管政治方向，管大政方针，剩下的行政和具体事务是政府的事情，党不要插手，并强调，党也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2.在政府的各级机构中不再设立党组，避免造成书记与行政首长争权和扯皮的事情。你本身在政府系统之外就存在一个巨无霸式的党委系统，且各级行政首长都几乎百分百是党员，还要在政府的每一根毛细血管里成立党组，这是不是太反人类了？ 3.让党委瘦身，撤销党委内各种与政府职能重叠的机构，并不再设管政府事务的党委副书记，尽量减少纯党务干部。每减少一个党务人员，就是减少老百姓的一份沉重负担。你一个党本身要靠你自己筹集经费来供养，怎么能让老百姓来养你呢？这是违背人类常识的规定，可怜中国老百姓至今没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 4.各级政府以及政府之下的部办委局都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各个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都实行院长、校长、所长、社长、厂长、经理负责制，他们上头不再设书记这个“婆婆”。说实话，做到这一点是一个天大的好事，你邓小平说要效率，这就是提高效率务必要办的事。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党政分开的措施有很多都已经落实下去。我记得1988年我还在读高中，在我们学校里，我知道校长是谁，却至今回忆不起来书记是谁。只是六四之后，江泽民上台，各个地方被裁撤的党的机构和职位纷纷回潮，全部变成书记领导下的“什么什么长”负责制。而到了习近平手里，更是倒回到毛泽东时代，党政军民学，党是管一切的，几乎任何单位都必须书记是一把手。老天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来惩罚中国人呢？ 第二，是实行差额选举。从字面意义来理解，选举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人或多人竞争一个职位，由有投票权的人来决定谁当选。中共自执政以来，发明了一种方式叫等额选举，一个职位由党的组织派一个人去候选，投票的人只能选这一个人。这是明晃晃地玩弄民意，却被中共视为统治术的一大法宝。当然，等额选举也会偶尔有发生例外的民主事故，譬如候选人的得票数不过半，那这个人就选不上。 赵紫阳的政改决定打破这一格局，引入差额选举，且开始引入的比例很低。譬如在13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人员都由中组部拿，拿出185个候选人，选举出175个中央委员，这种差额选举的比例不过5%。有意思的是，原本想抢占总书记职位的“左王”邓力群，获得的票数排在175名之外，被硬生生的给“差额”掉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所有的候选人都由党组织指定，即使你的差额比例很小，也能反映出一定的民意。 按照这种思路，在共产党执政的前提下，不断扩大差额选举在各级各类选举中的比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很大推动。很可惜这种思路随着赵紫阳的下台被打断，虽然至今在共产党包装的选举中还依然存在差额选举，但那只是起到一个装点门面的作用而已。更多的选举是等额选举，是一张反对票也没有的选举。像习近平的国家主席选举，哪怕象征性地安排一张反对票的举动也不再有。 说到习近平，还可以把话题扯开一点。1987年底，习近平那时已经在厦门市当常务副市长当了两年了，组织安排他作为厦门市市长的唯一候选人，由投票人以等额选举的方式选举他为市长。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得票没有超过半数，结果市长没当成。连通过等额选举都没选上，这在中共选举史上怕是极为罕见的例子。只是这种选举并没有影响习近平的仕途，他一个转身就出任宁德地委书记。书记不需要选举，只需要一纸任命即可，可见人家的后台有多硬，可见中共的选举是多么的一钱不值。 第三，是撤销政法委，逐步实现司法机关的独立办案。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这是文明国家的政治常识。中共却不这样认为，它通过设立政法委来领导公检法，让所有案子都执行共产党的意志，而不是法律的意志。所谓执行共产党的意志，实际上是执行某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意志。譬如对江青的判决，邓小平主张死刑，陈云说，如果一定要执行死刑，请在上面写上一句话：陈云不同意。无论邓小平还是陈云，他们都不是从法律出发，从事实出发，而是从个人好恶出发。退一步讲，哪怕他们都是从法律出发，也轮不到他们发言，因为他们不是法官。 赵紫阳决意撤销政法委，成立政法协调小组，规定这个小组不给政法工作下指示，不干预具体案件，只是作为一个研究机构存在。平心而论，这是向司法独立迈出的重大一步，只是还没有来得及向全国铺开，就被六四镇压所中断。1990年3月，上任不到一年的江泽民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此后这种体制一直延续至今，公检法独立办案成了一句空话。 不仅政法委，现在的纪委系统更是成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东厂”，涉及到党纪、政纪和法律案件，纪委都可以插手，且一般都由纪委先插手，通过所谓双规的做法立案调查，在完成党纪、政纪处理后再移送司法处理。所谓“移送”，也是中共的一大发明，这是在未判定一个人有罪的前提下先由党来认定其是否有罪，然后交给司法机关，按照党的要求对其进行量刑。这种做法既违法又违宪，却在当下中国成了判案的常态。这样的国家，法律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而已。 第四，逐步放开舆论控制，酝酿出台《新闻法》。 关于这一点，先来讲一个小故事。1987年夏天的北戴河休假期间，放映电影《芙蓉镇》，请赵紫阳来看。看完电影以后，一位书记处书记问赵紫阳：“这个电影可以公演吗？”赵紫阳回答说：“我们是来看电影的，不是来审查电影的，以后中央不审查电影。” 这个小故事反映出赵对于中共一向习惯性的审查制度有了一种本能的抵制。中共十三大提出，要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要落实这一原则，就是要对以往控制严密的新闻报道审查制度进行改革，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这是赵紫阳政改的一个重要方向。 赵曾与当时《人民日报》社社长胡绩伟谈到“独立办报”的问题，与主管宣传的胡启立探讨如何实现报社总编辑负责制的问题。正是在赵紫阳的倡导下，十三大后的一年多时间，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政治气氛、舆论环境最为宽松的一个时期。当时，已经在酝酿出台《新闻法》，只是可惜，负责主持起草工作的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胡乔木，造成这个法律草案迟迟难产。等到六四之后，这部法律就再也没有出台的可能。延宕到今天，在习近平的高压政策下，新闻媒体已经彻底丧失对公权力的监督功能，只剩下防火墙、删帖封号、因言获罪。 youtu.be/THxF14VOw70?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