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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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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chaohan 从国际政治的现实出发，最佳前景恐怕只有两点：
短期：实力吓阻。台湾壮大实力，再加盟友协助，使中共攻台代价大到难以接受。
中长期：重启交流。在互不吞并基础上，让两岸经贸与人员交流自然发展。
背景：美中对抗进入战略缓和期，相互威慑中维持长期和平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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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馬英九總統卸任，六三三承諾確定跳票，經濟表現差於前任陳水扁，更不如李登輝。面對差評，馬英九說，時間會證明我是對的。
蔡英文接任頭幾年，似乎證明了馬英九的話：台灣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馬時代兩岸和緩簽訂的協議，極大化了台灣的傳統經貿利益，兩岸經貿始終處於高位。而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成效有限。
只可惜好景不長。北京將兩岸經貿武器化，農漁產品禁令，ECFA關稅優惠限縮等等，證明單一中国市場的不可靠。
而蔡政府「新南向」、開拓美歐日市場、分散風險等政策，恰逢全球供應鏈重組，順勢將台灣經濟從「依賴中國」的泥淖中拉出。更在此過程中，台灣建立起先進半導體製程與AI供應鏈，轉型為全球科技供應鏈不可或缺的「核心要角」。
拉開十年時程看，馬英九政策只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他證明了在台灣仍處於傳統代工、全球化正值顛峰的時代，透過兩岸和緩確實能極大化台灣的傳統經貿利益與國際空間。
而在更長程的戰略眼光上，繼任的民進黨政府更敏銳。就國家發展而言，沒有一種戰略可以永遠適用。台灣後期的成功，恰恰是奠基於對外部風險的即時修正，以及對地緣政治機遇的精準掌握。
云儿@yuner64
阻礙兩岸交流的，不是「台獨」，而是「反台獨」 為什麼呢？看歷史。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民進黨作為反對黨，曾大力推動開放兩岸民間往來，反對國民黨當年的「三不」政策、支持老兵返鄉探親，並要求解除戒嚴後進行直接往來。雖然黨內歷來存在獨派聲音，但在打破冷戰僵局、推動兩岸早期開放的進程中，民進黨確實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力量。 陳水扁執政初期，曾明確提出「未來一個中國」的論述框架；隨後蔡英文執掌陸委會期間，更制度化地開放了「小三通」。兩岸經貿總額從2000年的約300億美元，一路暴增至2008年的近1,300億美元。這段歷史顯示，綠營執政或獨派主張，在實踐中並非兩岸經貿交往的必然絕路。 蔡英文於2016年執政之初，在就職演說中明確表態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並承諾在既有立場上維持ECFA等經貿機制，秉持不挑釁、不對抗的原則。在2016至2019年間，兩岸貿易額依然持續維持高位，並未因政黨輪替而立即大幅中斷。 然而，雙方官方與半官方的溝通管道隨即中斷，北京方面繼而限縮陸客赴台自由行。隨後，當北京將「反台獨鬥爭」升高至經貿層面，採取選擇性措施（例如針對鳳梨、釋迦等農產品發布禁令，以及檢討ECFA部分關稅減讓條款）之後，兩岸經貿才真正受到顯著衝擊。 其實，民進黨主流派系及幾任總統，雖然強調台灣的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其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但在法理上並未完全排除「統一」作為未來的選項之一，且時常嘗試對大陸釋放事務性交流的善意。 北京方面，在早期尚能容納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參與兩岸交流，極少進行經貿審查；可惜後期立場越發僵硬。可以說，真正導致官方互動凍結、特定領域貿易受限的，往往是北京將「反台獨」手段化為政策工具（如縮減航班、限縮客源、設置貿易壁壘）的結果。 有人會說，單純的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並不足以自動增進兩岸人民的理解與融合。馬英九時期高度深化交流的政策，反而引發了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當時台灣民眾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以及「被統一」的政治風險，產生集體焦慮，最終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與2016年連續兩次大選中潰敗。 誠然，太陽花學運是一個關鍵節點。自此之後，北京方面逐漸放棄了過去海納百川式的交流模式，轉而將經貿與文化交往工具化，引入高度的政治審查，不允許特定立場者「政經利益兼得」，以期達到懲獨促統的效果。其結果，徒然加深了台灣社會的防衛心理，升高了兩岸的敵意。 交流需要減震器 從經濟層面來看，太陽花學運並不意外。兩個規模差距懸殊的經濟體，在高度交流後，由於發展結構的差異（大陸具備低成本與規模經濟優勢，台灣則走向高薪資與技術導向），導致國內收入分配、產業結構與勞工利益出現衝突，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乃是常態。 類似的結構性陣痛，在歐洲一體化的歷史中屢見不鮮。 例如在1980年代中後期，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南歐國家加入歐洲共同體後，西歐的高薪資國家便曾深切擔憂廉價勞動力會衝擊本地就業市場。1996年歐盟通過的《外派勞工指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 PWD）正是為了回應此一焦慮。該指令規定外派工人必須適用東道國的最低工資、工時及安全等「核心標準」，藉此防止「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 到了2004年與2007年歐盟大幅東擴（波蘭等中東歐低薪國家加入）後，「波蘭水電工」更成為廉價勞工衝擊市場的象徵符號——這直接激化了法國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公投的未通過，以及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民意反彈。為此，歐盟在2018年大幅修訂PWD，強化「同工同酬、同地同酬」原則，並透過歐洲工作理事會（European Works Councils）等體制，持續在市場自由與社會保護之間尋求動態平衡。 這些民意浪潮與政治震盪（如法國公投否決、英國脫歐）雖然對歐洲帶來衝擊，但並未徹底阻止歐洲一體化的深化。歐盟靠這一系列制度化的「減震」機制，逐漸普及高標準的勞工權益，把衝突轉化為法規升級，使得經濟融合持續深化。 兩岸經貿的摩擦與此高度相似，但規模與政治性質更為複雜。兩岸人均GDP差距更明顯（台灣約為中國大陸的2至3倍），經貿交流自然會放大基層勞工的剝奪感。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經濟上的核心本質，正是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的盲目闖關。 台灣民眾當時對大陸服務業資本可能造成的市場傾銷、中小企業與本土勞工被排擠、以及經濟過度依賴導致的主權風險感到焦慮。這與歐盟內部對「波蘭水電工」的恐懼，在經濟學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這些結構性問題，雙方若能採取務實、非政治化的態度，未嘗不可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延續技術性與事務性的協議談判（如ECFA後續條款、服務貿易的補充與修正），共同探索類似「公平競爭審查」的制度化安排，以緩解台灣勞工與中小企業對不對等競爭的疑慮，累積更多實質的「共同利益」，為類似太陽花學運的民意反彈提供緩衝空間。如此建立起制度化的「減震器」，便能有效降低政治化風險，讓兩岸擴大交流融合。 回首望去，面對今日兩岸緊繃對峙態勢，期待雙方在短期內改變思維方式，已不大可能。不過，梳理歷史的盲點與制度缺口，想一想可供參照的體制路徑，就算是智力體操吧，或許什麼時候會有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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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礙兩岸交流的，不是「台獨」，而是「反台獨」
為什麼呢？看歷史。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民進黨作為反對黨，曾大力推動開放兩岸民間往來，反對國民黨當年的「三不」政策、支持老兵返鄉探親，並要求解除戒嚴後進行直接往來。雖然黨內歷來存在獨派聲音，但在打破冷戰僵局、推動兩岸早期開放的進程中，民進黨確實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力量。
陳水扁執政初期，曾明確提出「未來一個中國」的論述框架；隨後蔡英文執掌陸委會期間，更制度化地開放了「小三通」。兩岸經貿總額從2000年的約300億美元，一路暴增至2008年的近1,300億美元。這段歷史顯示，綠營執政或獨派主張，在實踐中並非兩岸經貿交往的必然絕路。
蔡英文於2016年執政之初，在就職演說中明確表態將依據《中華民國憲法》與《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事務，尊重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與既有政治基礎，並承諾在既有立場上維持ECFA等經貿機制，秉持不挑釁、不對抗的原則。在2016至2019年間，兩岸貿易額依然持續維持高位，並未因政黨輪替而立即大幅中斷。
然而，雙方官方與半官方的溝通管道隨即中斷，北京方面繼而限縮陸客赴台自由行。隨後，當北京將「反台獨鬥爭」升高至經貿層面，採取選擇性措施（例如針對鳳梨、釋迦等農產品發布禁令，以及檢討ECFA部分關稅減讓條款）之後，兩岸經貿才真正受到顯著衝擊。
其實，民進黨主流派系及幾任總統，雖然強調台灣的主權屬於2300萬人民、其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但在法理上並未完全排除「統一」作為未來的選項之一，且時常嘗試對大陸釋放事務性交流的善意。
北京方面，在早期尚能容納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士參與兩岸交流，極少進行經貿審查；可惜後期立場越發僵硬。可以說，真正導致官方互動凍結、特定領域貿易受限的，往往是北京將「反台獨」手段化為政策工具（如縮減航班、限縮客源、設置貿易壁壘）的結果。
有人會說，單純的經貿往來與人員交流，並不足以自動增進兩岸人民的理解與融合。馬英九時期高度深化交流的政策，反而引發了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當時台灣民眾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以及「被統一」的政治風險，產生集體焦慮，最終導致國民黨在2014年與2016年連續兩次大選中潰敗。
誠然，太陽花學運是一個關鍵節點。自此之後，北京方面逐漸放棄了過去海納百川式的交流模式，轉而將經貿與文化交往工具化，引入高度的政治審查，不允許特定立場者「政經利益兼得」，以期達到懲獨促統的效果。其結果，徒然加深了台灣社會的防衛心理，升高了兩岸的敵意。
交流需要減震器
從經濟層面來看，太陽花學運並不意外。兩個規模差距懸殊的經濟體，在高度交流後，由於發展結構的差異（大陸具備低成本與規模經濟優勢，台灣則走向高薪資與技術導向），導致國內收入分配、產業結構與勞工利益出現衝突，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乃是常態。
類似的結構性陣痛，在歐洲一體化的歷史中屢見不鮮。
例如在1980年代中後期，西班牙與葡萄牙等南歐國家加入歐洲共同體後，西歐的高薪資國家便曾深切擔憂廉價勞動力會衝擊本地就業市場。1996年歐盟通過的《外派勞工指令》（Posted Workers Directive, PWD）正是為了回應此一焦慮。該指令規定外派工人必須適用東道國的最低工資、工時及安全等「核心標準」，藉此防止「社會傾銷」（social dumping）。
到了2004年與2007年歐盟大幅東擴（波蘭等中東歐低薪國家加入）後，「波蘭水電工」更成為廉價勞工衝擊市場的象徵符號——這直接激化了法國2005年《歐盟憲法條約》公投的未通過，以及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的民意反彈。為此，歐盟在2018年大幅修訂PWD，強化「同工同酬、同地同酬」原則，並透過歐洲工作理事會（European Works Councils）等體制，持續在市場自由與社會保護之間尋求動態平衡。
這些民意浪潮與政治震盪（如法國公投否決、英國脫歐）雖然對歐洲帶來衝擊，但並未徹底阻止歐洲一體化的深化。歐盟靠這一系列制度化的「減震」機制，逐漸普及高標準的勞工權益，把衝突轉化為法規升級，使得經濟融合持續深化。
兩岸經貿的摩擦與此高度相似，但規模與政治性質更為複雜。兩岸人均GDP差距更明顯（台灣約為中國大陸的2至3倍），經貿交流自然會放大基層勞工的剝奪感。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經濟上的核心本質，正是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CSSTA）的盲目闖關。
台灣民眾當時對大陸服務業資本可能造成的市場傾銷、中小企業與本土勞工被排擠、以及經濟過度依賴導致的主權風險感到焦慮。這與歐盟內部對「波蘭水電工」的恐懼，在經濟學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
這些結構性問題，雙方若能採取務實、非政治化的態度，未嘗不可在蔡英文執政時期，延續技術性與事務性的協議談判（如ECFA後續條款、服務貿易的補充與修正），共同探索類似「公平競爭審查」的制度化安排，以緩解台灣勞工與中小企業對不對等競爭的疑慮，累積更多實質的「共同利益」，為類似太陽花學運的民意反彈提供緩衝空間。如此建立起制度化的「減震器」，便能有效降低政治化風險，讓兩岸擴大交流融合。
回首望去，面對今日兩岸緊繃對峙態勢，期待雙方在短期內改變思維方式，已不大可能。不過，梳理歷史的盲點與制度缺口，想一想可供參照的體制路徑，就算是智力體操吧，或許什麼時候會有用呢？
云儿@yuner64
這兩句話都是馬英九總統說的。 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元旦，馬英九總統發表「壯大台灣，振興中華」元旦文告宣示：「國家的前途、台灣的未來，都掌握在2300萬人手中，由自己決定」。 2014年，針對北京當局的「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論」，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隨即代表馬英九發表公開聲明，態度堅定且一致地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應該由全台灣2300萬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決定」。 回復的網友，都正確地指出，這些就是台獨言論。一些網友甚至誤以為其為賴清德所言，也情有可原。 因為，它們與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十分相似：「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主權屬於2300萬人」 馬英九擔任總統时同樣堅持，中國華民是主權獨立國家，其命運和前途，只能由台澎金馬2300萬人決定。 当然，他卸任后放弃了该立场，转而赞同「兩岸人民共同決定」，只強調前提需「尊重並獲得台灣人民的同意與意志」 但是，任何一個競選總統的國民黨領袖，公開宣示的立場，與馬英九任總統時，完全相同。原因很簡單：他的選民就是2300萬人。 按中共的定義，國民黨的上述立場同樣是台獨。只是現在民進黨是主要敵人，需要團結國民黨這個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一旦民進黨被消滅，國民黨必定成為主要敵人，除非它放棄上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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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上看，這是對綠卡權益重新定義。應當把官司打下去，直到最高法院。
其實，美國對國籍（公民權）的保障，也是打官司打出來的。
從1945年到1967年，美國政府曾以各種名義（參與外國投票、外國軍隊、歸化者長期逗留外國等），剝奪了大約12万人的公民身份。
直到1967年“阿夫罗依姆訴鲁斯克案”（Afroyim v. Rusk），最高法院裁決，國會不得立法剥夺国籍。除非歸化入籍時作假，失去公民身份的唯一途徑，只能是公民本人自願放棄。
x.com/yuner64/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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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Ping1 這兩句話都是馬英九總統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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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m/yuner64/status…
云儿@yuner64
這兩句話都是馬英九總統說的。 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元旦，馬英九總統發表「壯大台灣，振興中華」元旦文告宣示：「國家的前途、台灣的未來，都掌握在2300萬人手中，由自己決定」。 2014年，針對北京當局的「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論」，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隨即代表馬英九發表公開聲明，態度堅定且一致地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應該由全台灣2300萬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決定」。 回復的網友，都正確地指出，這些就是台獨言論。一些網友甚至誤以為其為賴清德所言，也情有可原。 因為，它們與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十分相似：「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主權屬於2300萬人」 馬英九擔任總統时同樣堅持，中國華民是主權獨立國家，其命運和前途，只能由台澎金馬2300萬人決定。 当然，他卸任后放弃了该立场，转而赞同「兩岸人民共同決定」，只強調前提需「尊重並獲得台灣人民的同意與意志」 但是，任何一個競選總統的國民黨領袖，公開宣示的立場，與馬英九任總統時，完全相同。原因很簡單：他的選民就是2300萬人。 按中共的定義，國民黨的上述立場同樣是台獨。只是現在民進黨是主要敵人，需要團結國民黨這個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一旦民進黨被消滅，國民黨必定成為主要敵人，除非它放棄上述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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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台独？现在，北韩已经通过修改宪法实现了法理北韩独立。过去的北韩宪法把北韩的领土定义为整个韩半岛而不只是其北半部，并将与南韩统一作为目标。现在的北韩宪法将领土限定在韩半岛的北半部并放弃与南韩统一。这就叫北韩独立。
什么是台独？中华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包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规定其领土包括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并将与大陆统一作为目标。如果台湾当局在谈到自己的领土时不再包括大陆地区而止限定在台湾地区，并不再将与大陆统一作为目标，就是台独。这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当局不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个中国叫中华民国，那就是台独，或曰实质/渐进台独。
无论你支持台独或反对台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台独，首先要对台独有明确的定义。
Taiwan Security Monitor (台灣安全觀測站)@TaiwanMonitor
New: President Lai Ching-te responded to recent comments made by President Donald Trump earlier today, argu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 defender of the status quo and will not abandon its sovereignty and dignity under pressure. • The PRC is the source of in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attempting to alter the status quo. • There is no issu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because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is already a sovereign and independent nation. N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subordinate to the other. • Taiwan–U.S.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rough U.S. arms sales, is critical to regional stability. • Taiwan is central to global interests,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a shared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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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句話都是馬英九總統說的。
2011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元旦，馬英九總統發表「壯大台灣，振興中華」元旦文告宣示：「國家的前途、台灣的未來，都掌握在2300萬人手中，由自己決定」。
2014年，針對北京當局的「台灣前途由全中國人民決定論」，總統府發言人馬瑋國隨即代表馬英九發表公開聲明，態度堅定且一致地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應該由全台灣2300萬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決定」。
回復的網友，都正確地指出，這些就是台獨言論。一些網友甚至誤以為其為賴清德所言，也情有可原。
因為，它們與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十分相似：「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名字叫中華民國，主權屬於2300萬人」
馬英九擔任總統时同樣堅持，中國華民是主權獨立國家，其命運和前途，只能由台澎金馬2300萬人決定。
当然，他卸任后放弃了该立场，转而赞同「兩岸人民共同決定」，只強調前提需「尊重並獲得台灣人民的同意與意志」
但是，任何一個競選總統的國民黨領袖，公開宣示的立場，與馬英九任總統時，完全相同。原因很簡單：他的選民就是2300萬人。
按中共的定義，國民黨的上述立場同樣是台獨。只是現在民進黨是主要敵人，需要團結國民黨這個次要敵人，來打擊主要敵人。一旦民進黨被消滅，國民黨必定成為主要敵人，除非它放棄上述立場。
云儿@yuner64
@HuPing1 下面這些話算不算台獨？ 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前途應該由全台灣2300萬人，依據《中華民國憲法》來決定。 國家的前途、台灣的未來，都掌握在2300萬人手中，由自己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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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胡平兄泼点冷水：体外子宫和带娃机器人，可能作用有限。
现代的生育率下降，经济学上的解释主要有二，一个是时间变贵了，一个是质量替代数量。
1、时间变贵
高学历和高收入者每小时的报酬极高。他们如果放弃工作去照顾孩子，损失的绝对收入和晋升机会远超低收入群体。这就是生育的机会成本。
此外，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后，生育带来的职业生涯中断代价极其高昂，导致高知女性在生育面前更为谨慎。
2、质量替代数量
高收入阶层更倾向于“精细化育儿”（少生但高投入），而不是“粗放型育儿”（多生低投入）。这进一步拉高了单个孩子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随着养儿防老的保障体系被取代，现代人的幸福感不再绑定于“传宗接代”，孩子从“必需品”变成了“奢侈消费品”。生孩孑更多是为了情感寄托。而情感需求的替代品（如宠物、伴侣、甚至人工智能）正在变多。
与此相关的是养育孩子的情感焦虑：越是精英阶层，越害怕孩子阶层下滑。即使政府补偿育儿和保姆费用，父母仍需投入无法被金钱替代的焦虑和情感陪伴时间。富人会觉得生孩子降低了现有生活质量。
假如以上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体外子宫和带娃机器人的局限性就显而易见了。
1、体外子宫
它解决的是“生”的问题（十月怀胎与分娩），但无法解决“育”的问题（此后近20年的陪伴与教育）。
在整个漫长的养育周期中，怀胎只占最初的10个月，解放的时间非常有限，无法降低长期机会成本：孩子出生后，高学历、高收入父母依然面临每天数小时的喂养、教育、心理陪伴以及阶层晋升（军备竞赛）的压力。
它的主要受益者是因身体原因不孕、极度恐惧分娩痛苦、或职业生涯处于“绝对不能中断”阶段的极少数女性。它能促使这部分人多生，但无法扭转社会主流精英阶层的“时间焦虑”。
2、带娃机器人（智能育儿系统）
它解决的是“育”的问题，它直接替代了父母日常中最枯燥、最耗时的“事务性劳动”，缓解职场与家庭的绝对冲突，降低“精细化育儿”的体力门槛。因此，普及能够完全替代家务和基础看护的“带娃机器人”，其提高生育率的作用将远大于体外子宫。
但是，它无法解决质量替代数量问题，以及与其相关的终极瓶颈：情感与焦虑。
机器人可以辅导奥数，但无法替代父母在社会关系、情商培养和阶层资源传承上的引导。富裕阶层会将省下来的时间，投入到更高级别的“教育军备竞赛”中，导致育儿卷度不减反增。
生孩子本质上是建立一段不可逆的长期情感契约。现代人追求自我实现，即便身体不累、琐事不累，“对另一个生命负责”所带来的心理损耗和精神自由的丧失，依然是现代人拒绝生育的重要原因。
Hu Ping胡平@HuPing1
胡平：避孕药的发明导致全球生育率的降低。全球生育率下降与避孕药革命——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生育率（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TFR）经历了断崖式下降。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生育率从1960年的4.7-5.0降至2025年的2.2-2.4。其中，美国从1960年的3.65降至2025年的1.6-1.79，欧洲许多国家同期从2.5–3.0降至1.4，东亚同期下降的幅度最大，从1960年的5.0-5.5降至2025年的1.0-1.03。 导致全球生育率下降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技术因素，是口服避孕药的发明（以及堕胎技术的进步与合法化）。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把“生不生孩子、生多生少”变成了可以自由选择的事情。 十月怀胎很辛苦，养育子女很劳累。我在《论体育精神》（1986年）一文里写到：“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导师。为了使人类能很好地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大自然给我们心中注入了爱情。这样一来，男人和女人出于对相爱和快乐的追求而互相结合，生儿育女的目的反而被放到了第二位，结果是使繁衍后代的任务得到了最有效的实现。”在过去，很多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为了完成繁衍后代的使命而相互结合的，他们结合只是为了满足爱的需求和性的需求，生儿育女常常是副产物。一旦有了安全、可靠、简便又廉价的避孕技术和堕胎技术，满足爱与性的需求和生孩子成了可以分离的两件事，那就难免会有人选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于是生育率就降低了。 过去也发生过生育率降低现象，由于战争、瘟疫或灾荒。战争、瘟疫或灾荒除了大量减少了育龄人口之外，战争造成不少男女分居，聚少离多；瘟疫与灾荒造成人的生理机能衰退，如此等等。但这次生育率降低不一样。这次生育率降低是发生在和平时期，繁华岁月，富裕国家。本来，欧美在二战结束后一度出现生育率大幅提高（即所谓“婴儿潮”），但是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却发生了生育率的急速下降。这就不能不归因于避孕药的发明与普及。 1960年，美国的食品用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第一款口服避孕药Enovid，其有效率超过99%。它首次将性行为与生育相分离，从而使得女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育自主权，一方面催化了性解放运动，一方面降低了总和生育率。避孕药带来的社会变化如此巨大，所以有人称之为避孕药革命（The Pill Revolution）。 从现在的情况看，全球生育率降低这一趋势还会持续下去。那么在未来，这一趋势有无可能改变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既然现在的生育率下降基本上是避孕药的发明这一类技术因素造成的，那么未来也可能由于技术的发展而使得生育率回升。 近些年来，人类生育技术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例如试管婴儿、冻卵、代孕。不过这些技术主要是帮助不孕夫妇或延迟生育者，对“不想生”的人没多大意义。真正可能对提升生育率起作用的技术是人工子宫。据专家估计，完整的人工子宫（从胚胎到足月全在体外）的技术可望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实现。完整的人工子宫可以使女性免去十月怀胎之苦。这就会使得一些原先因为怕受十月怀胎之苦而不肯生育的女性选择生育。当然，人工子宫不可能像避孕药一样廉价，因此很不容易普及。要降低人工子宫的成本需要更多的时间，也许还要加上一定的政府补贴，才可能使生育率有所回升。 此外，养育孩子的辛劳也可以借助AI技术的发展而减轻。 未来技术的发展，既可免除十月怀胎之苦，又可以降低抚育子女之累，这就有可能使得生育率回升。毕竟，人想传宗接代、复制自己的基因，想亲子之乐、舔犊之情，也是出自本能的愿望。这种愿望既然会出于对成本高昂的顾虑而抑制，也会出于成本的降低而激活。至于说生育技术的发展会引发怎样的伦理问题和社会问题，另当别论。此处暂不论及。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生育率降低，貌似是出于对生儿育女的成本高昂的顾虑。但讽刺的是，生育率降低不是发生在穷国而是发生在富国，在一国之内，也不是发生在贫穷的人群而是发生在并不贫穷的人群。所以，生育率降低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成本高低的问题，而是生育理念改变的问题。如果说到目前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生育率降低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也完全可以推测，一旦人口降低到某一程度，人类的生育理念又会改变，又会自愿的提高生育率了。 2026年2月11日
中文
王培文（六部口被坦克碾死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中学女同学的一封信，是一份难得的历史文献
“……父亲是老革命，原来是省政府宣传部的官员，文革中因为反对武斗说了一句：共产党也应该讲人道主义！结果被冤狱十年……89民运初期4月底，在西安上大学的我被父母叫回家
……被关在家里不让出门，还和王培文通过信，他在政治中心有很多的信息。记得那个时候他热血沸腾，说自己一定要和同学们一起为反腐败做点事情。那个时候他的理想是做一个正直的党员干部，为国家效力。之后他就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机会给我写信了。
我们中学同学有串联到北京去的，据说见过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入党……被党组织要求去尽力做好学生工作，所以他当时站在学校立场上曾经被激进的同学批评过……
6月4日……多次往北京挂长途电话，王培文的学院总机一直接不通。6月6日，他父母人突然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他在北京病危，让他们急赴北京。他的母亲和我妈妈在同一所医院工作，所以他妈妈临行前，曾经哭着跟我妈妈说估计孩子出事了。他父母前往北京后，他在北京的大学同班同学赶到我们家乡来报信，我们这些中学同学才知道他被坦克车轧死了，尸体都无法收起。来报信的同学带回了他的一些遗物，就匆匆离开了……
……6月9日，我们200多名中学同学，还有当年熟悉王培文的一些青年工人，聚在一起，在我们学校的操场上为他举办了追悼会。王培文曾经酷爱足球，而且踢得相当出色，那个操场就是当年他洒下汗水的地方，很多当年和他踢过球的人都和我们站在一起祭奠他。当中有许多人并不是我们的同学。现场摆放了他的遗像，还有很多不知名的人献上花圈，包括曾经教过我们的中学老师，也有同学组织了捐款。
追悼会结束后，我们中学同学捧着他的遗像，抬着花圈，游行到了我们所属企业——彩色显像管厂的正门口。原来我们的计划是绕着我们厂区和家属区走一圈，让他最后看一眼那个他生活了18年的地方。
到厂门口的时候，很多学生的家长还有更多认识他的人在那里拦住我们，那里有更多的人摆放了花圈，并且设了灵堂。
就在那里，中学同学们播放哀乐，并有不同的同学和朋友发表演讲。我是最后一个发表演讲的。
……我已经记不清楚自己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一直在回忆在一起的那些岁月里， 他的宽容，他的任劳任怨，他的优秀。
当时我父母在场，后来是我爸爸把我的演讲记录下来……我最后说的话是：‘无论广场上发生了什么，我们都不会相信王培文是所谓暴徒中的一个；无论政府将来如何定论，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放过那些杀害他的凶手；王培文22年短暂的生命如果不能唤醒所有的国人，至少他的鲜血让我们在场的这些人，还有我们的后代知道，一个能够用坦克碾碎他身体的政府是怎样的政府，让我们知道我们离民主和人权有着怎样的距离；也让我们知道，那些号称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家伙，和50年前屠杀革命青年的军阀黑势力没有区别！’
提取政治运动有切肤之痛的父亲，在那个时候流着泪跟我说：‘孩子，你讲的太好了！爸爸支持你！’
我演讲完了以后，在场有人高喊打到独裁的口号，一些青年工人拉来了障碍物把我们的大门堵了，并进一步宣布罢工；紧接着，更多的人把我们厂其他几个出入口堵了，全场大部分生产线停工，工人们都离开厂区，围绕在大门周围，直到傍晚，公安局派了很多便衣到场，奉劝家长们带我们回家。
大家才慢慢散去，同学们把花圈摆在他家的楼下，并且把遗像带回他家，在家里为他设了灵堂。当时他家里，父母去北京处理后事，姐姐受打击病倒了，只有他正在上高中的弟弟一个人在家，我们有些男同学就在他家呆下来守灵。
……当我决定放弃公职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谈话，他说， 你知道失去国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吗？在那个年代，对于我父母那样老实的共产党员，他们觉得我放弃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我所有的未来。记得当时我说：和王培文比， 我失去的只是份工作，他失去的是生命，我觉得这样的政府，失去它给我的所谓未来也未必是坏事。
父母最后答应支持我放弃公职，但是他们要我承诺在他们有生之年，我不对政府发表任何评论……我没有反对的勇气，在后来的10多年里我遵守了自己的诺言，在不同的外企换着工作，出国留学，移民，只求一份生存。
我……一直还有另一个愿望等待实现，就是我对王培文的遗像曾经说过的话……2004年的六四，我父母在北京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告诉他们，一大早我抱着一束鲜花想开车去六部口祭奠王培文，被他们发现了，我父亲非常紧张，怎么都不让我去。
那次之后，他们才开始支持我离开中国，因为他们知道在我心里六四的影响永远不会过去。在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父亲非常伤感，这个60年党龄的老干部，说了一句意义深远的话；走吧，让你的孩子不再有你的心结……。”
老茶离开墙国后，不久联系到这位写信的女同学。她还补充说了一件事：
有一年她回陕西，去庙里进香，恰好遇到王培文母亲。王母满头白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俩人只是抱头痛哭。
王父母是基层干部，有苦无处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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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先生@liaoping2020
“六四”遇难者段昌隆与叔祖段祺瑞 “六四”遇难者段昌隆是民国执政段祺瑞的侄孙。 其父段宏炳（1921-2009）原为一名中学教员、曾担任西城区政协委员；母亲周淑庄是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重要成员。段老先生44岁时才得独子段昌隆。 段昌隆其时是清华化工系5年级毕业生，1989年6月3日去看望其在北京急救中心工作的姐姐，并与姐姐一起营救伤员到深夜。之后他骑车到西单，在民族宫附近与东进的军队相遇。段走到一名军官面前，试图劝说其停止前进，被其近距离击毙。 段昌隆葬于北京万安公墓，其叔祖段祺瑞亦葬于此。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掌的北京临时政府卫队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镇压示威请愿学生与市民，造成47人死亡、200余人受伤的重大惨案。据说段祺瑞得知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百身莫赎，二日后辞职以谢天下，并由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段祺瑞有兄弟三人，关系相当亲密、友爱，其二弟段启辅在家务农，赡养父母；三弟段启勋（？-1927）追随长兄习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19年授陆军中将。后因病退伍，经营煤矿，颇具规模，1927年因肺病身故。 段氏兄弟枝繁叶茂，子侄辈中，曾经比较活跃的是二弟启辅之子段宏纲（1898-？），又名段运凯，他从小就来到段祺瑞身边，最为其喜爱并给予厚望。段宏纲毕业于保定军校，与傅作义同为五期毕业生，后被授予陆军少将。读民国相关历史，会偶遇其名。 段氏兄弟孙辈中间，除“六四”中捐躯的三弟之孙段昌隆外，还有三弟之孙段开龄(1925-2018)，早生昌隆40年，也算是大家族过去常有之现象。段开龄与“六四”屠夫邓小平以及“六四”大屠杀的最大获益者江泽民均有直接的交往。 他曾推动授予邓名誉法学博士，这也是邓得到的第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江后来主动要见这位交大校友，并给他取了个外号“保险先生”。 段开龄说：“1979年1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先生访问美国，并接受了坦普尔大学授赠的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此事主要由牛满江教授和我一起促成……1979年1月31日，费城坦普尔大学在华盛顿的布莱尔大厅举行仪式，授予邓小平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当时我也在现场。我跟邓小平说四川话啦，他以为我是四川人啊。其实，我过去在重庆读过书…… 1997年，中国一位国家领导人到费城访问。他特别对大使馆工作人员说，想到费城见见这个交大校友段教授。这个样子，他一见面就和我握手说，Mr.Insurance，保险先生就是这么叫出来的。” 以上种种，段祺瑞九泉之下得知，未知如何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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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_maga99 好事啊！
補充兩點
1、不是永久扣除或充公，而是存入托管賬戶，政府重新開門后，再補發。
2、根據憲法第27修正案，改變國會議員薪酬的法案或規則，下次選舉后才生效。因此，該辦法要等到今年11月中期選舉之後才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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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总统府政策室长金容范提出，应考虑设立所谓“公民红利”，资金来源为AI产业产生的超额利润。
“AI时代的超额利润本质上是集中化的。那些已经掌握生产性资产的阶层，例如存储公司的股东、关键工程师以及首都地区的资产持有者，极有可能通过市场机制获得巨额收益。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中产阶级只能间接受益，例如韩元走强带来的购买力提升、有限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及部分资产增值。”
“现有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是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岗位，二是增加福利转移支付。两者都不可或缺，但单靠任何一种都不足以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时代的收益，并非仅由个别企业创造，而是源于整个国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构建的产业基础。因此，这些收益中的一部分应通过制度安排回馈给全体国民。”
外汇交易员@fxtrader
#行情 韩国KOSPI指数周二跌幅扩大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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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执政十余年后，中国的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制造业称雄全球，国内科技先驱企业也正缩小与硅谷的差距。然而，中国经济的许多领域却一团糟。房地产泡沫的大举破裂已导致数万亿美元财富蒸发，消费者信心备受打击，就业市场也变得惨淡。on.wsj.com/4ff0V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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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她講廉恥，我一直不大理解。
〈廉恥〉一文，台灣 108 課綱將其從「必讀」轉為「選讀」，而中國大陸課本過去從不選〈廉恥〉，直到2017年後才列為「選讀範文」。
區桂芝批評台灣「必讀改選讀」導致無恥，卻推崇一個長期未將其列為核心、最多也只選讀的大陸教材體系，不知理由何在，標準何在？
Carrie 台灣 Tea@ChenCarrie6
區桂芝主張0軍購，只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有和平了。 我的認知：軍購是鞏固自己的國防安全不是要發動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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