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Cheng Chang 一常成一

"The Hijacked War: The Story of Chinese POWs in the Korean War" #HijackedWar was published by @stanfordpress in Jan 2020. It has been reviewed 14x. My thanks to the reviewers and review editors in this thread. sup.org/books/title/?i… 1/

专制者覆灭在情感上天然令人振奋。不会有人为哈梅内伊掉泪。正如委内瑞拉人民欢庆马杜罗的下场。问题在于：独裁者倒下，民主是否自动出现？委内瑞拉的现实是，美国的兴趣在石油与地缘利益而非民主。当年被伊朗人民自己推翻的国王之子，正在迫不及待张罗"接管"。而王室血统从来不是民主的背书。 更严峻的是另一面：发动打击的一方是否借助战争的逻辑走向威权化？战争是政治操作的最佳理由。扭转舆论、遮蔽丑闻、动员民粹、选举拉票——这些工具一旦常态化，就可能滑向强人政治，那将是威权从弱国复制到民主强国——是暴政的扩大而非终结。 同时，这种战争释放出的信号，对整个世界而言远比一个政权的更迭更为深远。虽然朝鲜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异类和笑柄，越来越多的国家今天正从它身上汲取一个冷酷的"教训"：只有握有核武器，才能握有安全。乌克兰当年相信国际社会的承诺放弃了核武器，换来的是如今的山河破碎。而当年信誓旦旦的美国，却因为侵略者有核弹，便逼迫正在为反侵略流血的乌克兰接受羞辱妥协。 这个逻辑一旦被世界接受，核扩散将不再是威胁，而会成为理性选择；"弃核换和平"将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玩笑；每个威权政府都会从中读出同一句潜台词：要生存，就要武装到牙齿，绝不能心存幻想。世界的那种未来将不是民主扩展，而是核扩散。 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某个独裁者是否被击毙。独裁者的消失未必是制度重生。如果战争的结果是全球威权化趋势与核竞赛升级，所谓“正义打击”不过是在加速一个更危险的时代：解放了一片土地，却可能封锁了更大的民主空间；消灭了一个"恶棍"，却向全世界示范了强权即公理的法则。如果这个世界的走向是：民主国家在"保卫自由"的过程中悄然蜕变，威权国家在遭受打击后依然威权如故，而更多的中小国家则争相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以求自保——对人类究竟是文明的胜利，还是文明漫长溃败的起点？ 这，才是我们在欢呼声中最不应该忘记去追问的那个问题。

On February 25th, Amb. Kang attended the celebration honoring the awarding of the Medal of Honor to Korean War Veteran, Captain(ret.) Royce Williams. On behalf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she extended her deepest congratulations on his recognition.

1951年2月22日杨成武《关于3个军[后编为第三兵团]出国作战思想动员情况简报》： 第六十、第十二军先后于1月初、月底到达河北驻地，第十五军3月初到达。3 个军在西南均进行了较深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情绪饱满，斗志旺盛，顺利地完成了北进任务。行军过程中，减员不大(第十二军196人，第六十军250人)。 3个军原来是在华北成长起来的，部队中骨干及老战士，绝大多数是华北人，第六十、第十二军到后，未立即执行出国作战任务，而朝鲜前线又不断取得胜利， 一时和平麻痹思想重新滋生，特别是干部、战士家属纷纷来军，看子找夫，第十二军一个月里即来家属 7000余人，来到部队的家属说：优待不好，父母生病，鼓励战士回家，给部队影响很大。 由于以往对老战士、干部教育抓得不紧，部队逃亡比较严重，第六十军自从到沧州，至2 月10日，逃亡156人，大部分为党员、干部和老战士。 公开动员后，逃亡增多。3 个军自从由西南出发、经过赴朝作战动员至出动，共逃亡1400人，第十五军到达较晚， 动员仓促，逃亡700余人。

转纽约时报：“我刚从中国回来。我们没有赢。 作者：史蒂文·拉特纳（Steven Rattner） （曾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顾问，现为专栏作家） 美国应向中国的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学习。 几周前，我在纽约参加一场晚宴，讨论美国贸易问题。话题很快转向中国。与会者观点鲜明对立：有些人支持特朗普总统强硬、咄咄逼人的政策；另一些人则主张采取较为温和、传统的方式。 我并不是贸易专家，但多年来在中国有投资，刚刚结束为期一周的访问回国。最终我鼓起勇气表示，两种做法都行不通。中国规模过于庞大——既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也是关键的制造业强国——不可能通过外交斡旋或激进的政策转向被遏制。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是我们整顿自身，在中国擅长的领域击败它。 这样做的必要性正在增加，因为特朗普先生重返白宫后的第一年已经让美国倒退。在制造业方面，中国正在威胁美国在多个快速增长领域的领先地位，包括人工智能和制药研发。与此同时，美国削减了对基础科研等重要政府职能的投入，而中国却将其列为国家优先事项。 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进展令人震惊。虽然在最先进半导体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中国拥有另一个关键优势：能源。它的发电能力是美国的两倍，而一些数据中心的用电成本只有我们的一半。这帮助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发出像 Manus 这样的产品，其人工智能性能可与 ChatGPT 媲美——据称在我访问后不久，Meta 便以超过2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它。 人力资本也是中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见到了无数年轻企业家，他们的活力和智慧至少不逊于硅谷同行，其中包括一位至今仍睡在办公室里的亿万富翁。 尽管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声势浩大，但我们并没有赢得这场贸易战。亚洲巨头如今是全球最大出口国，其贸易顺差去年创下1.2万亿美元的纪录。这种增长表明，许多中国商品只是通过中间国家转运后进入美国市场。不论是否加征关税，每个人都需要中国制造。 再看看汽车。在此次行程中，我参观了厦门的一家智能汽车制造厂。几年前，它还是一家电动汽车行业新进入者；如今已发展为庞大设施，生产看起来像机器人一样的机械怪兽，将铝制面板精准地安装到汽车上。展厅里摆着一辆时尚跑车，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保时捷。 我还参观了一家机器人公司，原本空荡荡的塑料模具厂房里，技术人员展示了他们建造类人机器人的进展，这些机器人未来可以取代零售等行业的人类劳动力。2024年，中国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几乎是美国的九倍。 福特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去年夏天访问中国后表示，中国的电动车技术“远远优于”美国车型，并称中国的进步是他“见过的最令人震惊的事情”。一辆与福特F-150同级别的电动卡车，售价仅1.95万美元，而福特的电动车价格约为6万美元。 再看制药领域。几年前，中国还在向海外公司购买许多药品授权。如今，它不仅授权给其他国家更多药物，而且临床试验数量已超过美国。 当然，中国也面临挑战。经济增长依然低迷。部分原因是消费者信心不足，房地产行业持续下滑。随着增长放缓，失业率接近20%（虽然略有回落），投资也在下降。 但总体而言，现实是存在两个中国：一个增长迟缓的国内经济，以及一个主导全球制造业的巨型经济体，在许多传统由美国领先的高科技领域快速推进。 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部分原因在于其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模式。当政府意识到在人工智能竞赛中落后时，便明确将其提升为国家优先事项，并以资金、监管支持和巨额电力资源予以扶持。结果显而易见。 在最佳情况下，与中国竞争也将非常困难。显然，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产业政策——即如何利用政府资源支持战略性重要产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杂乱无章的政策只会制造更糟糕的环境。 首先，我们需要恢复特朗普削减的科学研究等领域的投资。 虽然我对民主政府“挑选赢家”的能力持怀疑态度，但我们已没有奢侈的时间完全依赖华盛顿“自由放任”的理念。尤其是在未来许多产业——特别是科技相关领域——应优先发展，而不是像特朗普那样强调传统金属加工制造业。例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在拜登总统任内通过，使半导体工厂在亚利桑那等地得以建设。 重新引导政府还意味着支持关键矿产。我们对其依赖度过高，但新矿山和加工设施审批极其困难。我们必须在不牺牲合理环境标准的前提下，找到发展采矿能力的方法。 特朗普应该认识到——我们也应明白——单靠关税或试图重新谈判贸易协议无法击败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健全的产业政策并不意味着像特朗普那样入股企业或索取特许权使用费。） 要超越中国，必须首先整顿我们自身的经济体系，这一挑战也应促使特朗普重新审视其广泛的政策选择。”

大家最關心的問題———— 程立人娶的不是總統夫人，而是他的珠寶店的店員，她曾是地方選美皇后，但不是達官顯貴。程立人婉拒當時流亡在阿根廷的黃埔一期李默庵將軍的媒約，堅持要娶當地女子，以融入阿根廷社會。後來的發展，已成歷史⋯⋯

三年前的2022年12月17日，程立人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家中平靜往生，走完跌宕起伏的94年精彩人生。 程立人的傳奇一生，網上充斥著各種以訛傳訛的版本，都說這位選擇前往中立國的志願軍戰俘，到阿根廷🇦🇷成為富商，娶了🇦🇷總統的妹妹；所用圖片大多是從我的英文專書The Hijacked War扒下來的

Today, we are opening an entirely new and truly meaningful chapter in our relations—relations between Ukraine and Sweden, and more broadly, overall security relations in Europe. Today, we have the first document signed between our countries, paving the way for Ukraine to acquire a substantial fleet of Swedish-made fighter jets—Gripens. These are great aircraft, strong aviation platforms capable of performing a wide range of missions. Everyone can see what threats they help counter. We expect that the future contract will enable us to obtain at least 100 of these jets. I thank @SwedishPM Ulf Kristersson and Sweden for their readiness to cooperate on this matter, as well as the Saab company, which manufactures the Gripens.

UNITED24 - The initiative of the President of Ukraine u24.gov.ua

在二战时期的中国，“顶好”（意即“最好”）是飞虎队员们和中国人之间打招呼的常见词，甚至一度被收入美国词典。在这段视频里，居住在云南的美国飞虎队研究者兼电影制作人费建明（Jim Fields）@GRTRtech 和二战历史研究学者戈叔亚介绍了这个词的由来。 观看此系列的全部内容： 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long-lost-c… #二战胜利80周年 #尘封多年的二战中国彩色影片重见天日

1941年8月1日，美国航空志愿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AVG）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任队长。美国航空志愿队属于中国空军序列，这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飞虎队。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抵达中国不久，便迎来了首次空战。在这段视频里，飞虎队研究者兼电影制作人费建明（Jim Fields）@GRTRtech 讲述了次空战。 #二战胜利80周年 #尘封多年的二战中国彩色影片重见天日

1985年下半年，王小波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通过妻子李银河结识了许倬云。此时李银河在攻读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许倬云正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教授。 李银河向许倬云简单介绍王小波的情况，希望他能给予指导。最终，许倬云成为王小波的导师。匹兹堡大学有“个别指导学习”课程，相当于学生和老师一对一谈话。每周三下午，王小波会和许倬云谈上一两个小时。如果有事，下次补上。 在文章《许倬云问学记》中，许倬云写到他与王小波的这段师生情谊，“小波每周三的下午上课，照章办事，应是两小时讨论，我们两人其实都不在乎规定，有时一拖就会谈一个下午。有时也会因事停一次，下周补足，再加上一个下午。……四十年的教学生涯中，我教过专业上有了成就的学生，总是彼此启沃，帮助了我学术生命的不断更新。 王小波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他却是一位情深义重、好奇心切、求知若渴、领悟力强的青年人。我也难得有一位学生不受专业课题的拘束，东提一问，西提一问，从四面八方‘突袭’。 我因此十分感激他的刺戟，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 李银河说，“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许倬云是他最最推崇的。他经常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老师'，就是指许倬云。” 1991年，许倬云将《黄金时代》推荐给《联合报》，最终获得大奖，并改变了王小波的人生轨迹。 没有许倬云，恐怕就没有将来光芒万丈的王小波。

乌克兰的小麦熟了，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如同大地的呼吸。田野间弥漫着麦香，那是丰收的气息，也是战火中最温柔的希望。农民们挥汗如雨，不为富贵，只为守住这片养育生命的土地。在炮火未曾远去的日子里，每一粒成熟的麦子，都是坚韧与和平的象征。

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血染的风采 1952年4月的战俘甄别结束后，巨济岛上亲共和反共的两派志愿军战俘物理上分开，其中亲共的约6000名战俘汇集在新的第602联队，而反共的1万4千多回到第72、第86联队；此外还有少量伤病战俘留在釜山。当年初夏，反共和亲共的两路志愿军战俘分别先后迁移到济州岛：反共战俘营地位于济州岛西南的慕瑟浦Mosulpo第3战俘营，稍晚亲共战俘被移到岛北部济州城附近的第8战俘营（也称3A），两处相距30多公里，基本不再有直接瓜葛。

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终于盼来了祖国红十字会亲人 CCF POWs: Red Cross Teams from the Motherlands Came to Cheju-Do 1951年底，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除了“战俘遣返”议程以外，其他议程均已达成一致。中朝起初认为，交战双方各自全部遣返其拘留的战俘是板上钉钉的事。为了做接受己方被俘人员的准备，1952年春，第42军政治部主任丁国钰受委任主持中方红十字会战俘交换筹建工作。然而，由于美军对志愿军和人民军战俘主张“非强制遣返”政策，斯大林和毛泽东大为光火，战争又延长了一年半。直到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死掉，中方不得不接受了“非强制遣返”政策，但要求在停战后在中立区对反共战俘进行“解释”劝说工作，以吸引他们回归。

but soon volunteered to serve as an interpreter for the US forces in China—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a distinguished career in diplomacy and military interpretation.

Kenneth was born Wu Kin-Kyan (伍建沾) in 1922 in Namtu, Burma. He studied at Rangoon University before the Japanese invasion in April 1942 forced him to flee to Yunnan. He enrolled at the National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西南聯大 in Kunming

OTD, 1953.07.27. The Korean Armistice Agreement was signed in Panmunjom. Chinese interpreter Pu Shan 浦山 (Harvard PhD '49), UNC interpreter Kenneth Wu 伍建沾 guided the two generals on where to sign their names on the documents in three languages. LIFE misidentified Kenneth W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