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son_Hu/剑申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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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八九民运北高联组织重要创始人之一、绝食行动主要发起人马少方撰文《历史在鞭打现实》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回顾与反思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的成败得失。马少方是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重要创始人之一，时为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照片备注：1989年5月13日下午，北京绝食大学生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三位绝食发起人王丹、马少方、吾尔开希，中间戴眼镜年长者为马少方 】马少方在回顾绝食行动的发起时写道： 而绝食又是怎么来的呢？ 五四集会后，北大、北师大和另外一些高校继续罢课，也有一部份高校已经复课。罢课的目的就是要求正式对话，“北高联”也由此开始组织“对话代表团”，电影学院的代表将高联的这个决议告诉我，由于“北高联”希望对话代表团最好都由学有专攻的硕士生组成，八大艺术也希望有人参加，他们就希望我帮助他们去动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参加对话代表团，我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位研究院的研究生同学参加了对话代表团。但是，要求对话的呼声，五四之后总是得不到当局的重视，特别是大学生们当时把希望都寄讬在了对话代表团的身上，希望通过对话解决四二六社论的问题。可是当局的狡诈态度，使得对话活动总是一波三折，这被大家理解为是一种公然挑衅。其时已经有不少学校的不少同学强烈要求再上街头，甚至不惜绝食，以促成对话的迅速实现。其后社会上一些力量的游行行为大概也激发了同学们的斗志。 五月十一日上午，开希、程真、王文和杨朝在电影学院找到我，希望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在北大召开的一个高联的会议。我最初拒绝了他的邀请，因为我已经退出来了，好像王丹也退出来了，而且我也希望开希也退出来。我说：如果运动还要继续下去的话，这是个极好的锻练人的机会，让更多的同学得到锻练吧。开希有开希的想法，他毕竟是师大选出来的师大自治会主席。他代表着北师大，所以他希望我到会上去以前任常委的身份，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其实我又有甚么看法呢？我认为运动已经结束了，校园民主建设应该开始了。但我终于没有拗得过开希，还是和他去了北大。 当我去北大和开希进入高联会议室时，超华大姐在主持会议，她宣布一个新的表决决意，即高联从此次会议后将改主席制为秘书长制，接着宣布下一个议题是讨论高联的财务制度，我当即退出了会场和程真、杨朝晖、王文在会议室外的路边等开希和王丹。 在我们一起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用餐时，王文提出了绝食的建议。我当时说：学生运动的手段，无非是游行、静坐、罢课、绝食和大串联，现在游行、静坐、罢课都用过了，大串联是大家不同意的，怕因此真的使社会混乱，这样运动的手段就只有绝食没有使用了。但这也是我们最为利害因而也应当最谨慎使用的手段。对于绝食可能产生的效果，可能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都要有分析。当时王丹、开希、程真和我，都表示不同意绝食。 饭后，我们和开希一起去师大，开希很快就不知道去忙甚么了。大约是下午四点左右，王文在师大广播站找到我们，他手中拿着一张纸，这张纸在我的记忆中还有些破，上面当时只写了绝食倡议四个字，然后就是王文的签名。王文把这张纸递到我手里，我不经意地看了一眼，说“不是说好了不采取绝食行动的吗”？王文说“你敢不敢签名”吧。我说“这有甚么不敢的”，就提笔在这张纸上签了名，随后将笔递给王丹。王丹有些不解地看着我，但也只是不解，随后就在上面签了名，后面是杨朝晖、程真，还有师大广播站的彭涛等，共八个人的签名。开希的名字是杨朝晖代签的。当王文要拿走这有着大家签名的倡议书时，我才突然想到，这哪里像个倡议书呢？就又想到在北大时，听超华大姐说，中办关于对话的回覆是“本周内有说法”，十一日那天是星期三，我一想十三号是星期五，正好是周内，假如当局还不能安排好对话事宜，那么就通过绝食施加压力了。所以我又让王文在倡议书上加了几句话，意思是五月十三日下行两点在师大操场结合，去天安门广场绝食。王文就这样拿着那张纸走了。说实话，我当时其实没有把这事情想得很严重，我想当时这个消息放出去，政府明天总是能知道的，相信政府也是不愿看到大家真的走上绝食抗议之路的。然而我们毕竟是太天真了，这种拖延对话的目的，今天想起来，不正是要再次启动本已平淡且渐近尾声的学生运动吗？可惜，在我拿笔在倡议书上签名时，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有人说，选择这个日子是盯住了后面的戈巴契夫访华。我要说的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事，也根本没有想过这场学生运动要借外交事件来给当局施加压力。 但是事情毕竟真的摆在那里了，我和王丹都没认真商量一下，只是两人都觉得，应该是不可能把绝食活动搞起来了。王丹没有等到开希，就回北大去了。我在准备走的时候，开希找到我，说让我当晚在师大三一八纪念碑前做一个演讲。就是在这个演讲上，我被许多同学问到了绝食的事情，这也是我关于绝食在师大的公开演讲。演讲结束后，王文再次找到我，让我起草一份绝食宣言，我便和他在一个学生宿舍里，商量宣言的事情，当时有另外一个研究生同学参加，我们经过商讨，觉得促进对话，否定四二六社论，是绝食的题中之义，但很难达到，绝食是为了施加压力，本身只是手段，所以应该考虑在达不到预期结果的情况下，如何结束绝食的问题。这在我们商讨起草的绝食宣言里，有第三条，即强烈要求罢免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加这一条，是我认为当局在骑虎难下的情况下，是可能采取丢卒保车的做法的。如果绝食能起到罢免何东昌的结局，就应该算是胜利了。此外我还告诉王文，也许明天政府就答应对话了，绝食也就不需要真搞了。王文也同意了我的这一说法，他拿着我起草的这个宣言连夜走了。不过，五月十三日中午我在北大和北大绝食队伍一同出发时，见到的绝食宣言不是我起草的那份，前两条都一样，只是北大的版本更简洁明了：不是动乱，必须平反；立即对话，不许拖延。北大的绝食宣言里也有第三条，就是声援世经导报钦本立。我不知道这个宣言是谁起草的，文字简练让我心服。 五月十二日晚上我在北航做了关于绝食的演讲后，就和绪光去了北大，见了超华大姐。超华大姐非常严肃地对我说：高联经过研究，反对搞绝食。我当时有些偏激地对超华大姐说：绝食是很多同学自愿的，不是哪个要搞的，大家之所以要绝食，就是要敦促政府立即对话，没有别的意思。政府不立即举行对话，绝食我想是避免不了的。当然，如果明天没有人回应绝食倡议，绝食也搞不起来。我还说：高联要考虑，如果绝食真的实行了，高联应该出来领导这场运动，而不是仅仅表示反对，就以为没事了。那天我和超华大姐的不愉快，这么多年来，每当想起，都让我有些难受。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那天超华大姐显得特别的疲惫，而我们见面的时候，已是深夜十二点左右了。我不知道超华大姐是否还记得这件事，是否能原谅我当时的偏激？ 五月十三日，我在北大看到那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的对联时，曾对一朋友说：下联当改成“壮士一去定回还”为好，要不然太悲壮了。然而，这幅传统的对联，最终还是预言了这场运动。 其实仔细想一想，对于一个用枪杆子来维持的专制政权来说，集团的利益高于一切，哪怕他们是垂死挣扎，他们都不可能因为别人的性命，而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所以，无论学生们提出甚么样的要求，只要是街头抗议，他们就不会有甚么实质性的答覆。专制集团内部的思维方式是：有了这次的开头，以后岂不是动不动就用这样那样的街头抗议来要胁了吗？所以，以为绝食能促使他们良心发现，实在是暴露了我们的无知的。九二年以后，曾听刘晓波老师对八九年运动的评价：纯粹到无知，狂妄到透明。我听了后，深以为然，并以为这应是我反思这场运动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 十五年后重新回过头来反思我们自己，我还能说些甚么呢？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又是错误的。我们在不当的时机，因一腔热血，满怀正义，却发动了一次错误行动。我们的热情鼓动了我们的无知，我们的无知证明了我们的真诚，证明了我们的一腔热血，但是，我们的无知，也使得我们不自觉地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内部权利斗争的牺牲品，甚至是工具。这种无知，其实在文革中已经上演过一次了，虽然，文革是独裁者公开利用青年的激情，来达到其个人打倒对手的目的。八九民运，是我们的无知固执地要维护着的运动的纯洁性，却仍然成了阴谋家打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性质、过程不同，但结果却是惊人的相似。但愿，这血的代价换来的是全民族历史性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