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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Citadel)CEO格里芬(Ken Griffin)，在Leopold的SALP基金，以及数十万杠杆韩国投资者被清算后，在摩纳哥(Monaco)休假。格里芬和华尔街大佬们，看准AI储存的前景，但股价又已很高，怎么办？只能先做空，吃掉Leopold上车，然后做多: $MU $SNDK $DRAM 会在涨跌中，突破前高。

华尔街，先杀多头，再杀空头，这一轮操作非常经典，也是我们反复提醒的。现在复盘，股神Leopold最高回报率是+439%，然而白毛股神Serenity，是怎么吹到+4,502.45%的？白毛股神、字节股神的水平，都不如骗子韩红。5天前，我们写下：“又有炒作美联储FOMC加息，但7月28日/29日加息概率极低”。2天前又写下：“准备将前几天部分止盈的AMD和SNDK分批再买入，无论美联储是否加息。此外，如果大盘再跌，会分批买进TQQQ和SOXL，作为中短期组合，上次止盈点分别在80美元和180美元左右”。我们之前也提醒过，亚洲金融@AsiaFinance标注的妖股或者问题股神，譬如白毛的SIVE，和OpenAI股神Leopold，“大约1%的粉丝即4000位交易员，马上会跟踪，会有一部分量化和做空的，很快会押注”。

找对象，能像炒股票一样，做量化分析和投入吗？理论上可以。在股市里，选股需要看PE、PB、营收增长率；在相亲/找对象时，你也需要建立你的“因子模型”。硬性因子(基本面)：年龄、学历、经济状况、生活城市、家庭背景等。软性因子(成长性)：性格品质、沟通模式、情绪价值、三观契合度。风险因子(黑天鹅)：不良嗜好、情绪不稳定、债务风险、原生家庭问题。量化纪律：设置你的 “一票否决权”，比如出现赌博/暴力倾向，无条件触发风控，直接出局。但是现实中，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很难。

Leopold是否韭菜？刚刚FT确认：Leopold在历史性科技股暴跌后陷入困境。SALP在AI股崩盘中遭受重大损失后，在与现有投资者和债权人谈判，以筹集新鲜资金。但是，并不影响亚洲金融@AsiaFinance之前的判断：Leopold很快会失去光环：他以$44价格，清空巨大的 $INTC 看涨期权头寸。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与我们4天前预测一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投票结果为9比3。虽然三位行长反对，主张加息25个基点。亚洲金融@AsiaFinance在4天前的日志：“玩金融必须：懂经济，懂军事，懂数学，懂心理。这几天，又有炒作美联储FOMC加息，但7月28日/29日加息概率极低”。未来看中东“不确定性”。

高善文如何看中国未来50年的国运？2018年7月，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一次闭幕交流演讲中，就中美关系变局、国内去杠杆政策，以及国家长远发展等问题，提出了极为沉重且深刻的思考。高善文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济奇迹(即“国运”)，归结为两个关键前提：国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国际，保持与美国的全面和平与合作。  高善文特别指出，从邓小平时代确立的“中美建交与韬光养晦”策略，是过去四十年中国获得稳定外部发展环境、融入全球分工和资本体系的政治基石。然而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的背景下，高善文认为，中美关系的破裂标志着支撑过去数十年国运发展的国际政治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中美冲突的本质并非简单的贸易不平衡，而是深层次的制度与战略互信危机。  演讲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是他对年轻一代命运的感叹：“我这个年纪(四五十岁)、实现财务自由的人无所谓了，可以静观其变；最可怜的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这次(战略决策)没有搞对，这辈子就可以洗洗睡了”。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正好跨入社会，如果国家失去了外部开放的黄金期，陷入脱钩或封闭的状态，年轻一代将无法再享受上几代人所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阶层跃升与全球化红利。 面对国运的严峻考验，高善文并没有一味悲观，而是提出了极具现实主义的政策主张：对内，必须保持头脑清醒，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与盲目自大，客观承认中国在科技、资本与制度层面上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客观差距；对外，保持战略定力，想方设法妥善处理中美分歧，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避免走向对抗与封闭的孤立道路。

随着大炼科技的深入，资金和政策从土地基建向AI基建转移，失业人口会不降反增，并进一步让消费低迷。这时莞式服务会复苏。这是一种世界最领先的服务技术，超过了荷兰的光刻机。莞式服务ISO服务流程，包含了50道工序。大陆导演賈樟柯，亲自体验了莞式服务，并制作了东莞风云。

突发：韩国KOSPI指数暴跌-11%，强制平仓持续进行。超过3%韩国人口，在过去一个月内因未能追加保证金，而整个交易账户被清零。两家存储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和三星，占指数的近60%，并都大跌超过-12%。1世代财富已被抹去。这是韩国的“大萧条”吗？对加密货币和AI来说，周三美联储的决议，变得非常关键。

$SPCX 已跌去-50%, $TSLA 也很不妙。即使这样，也不会做空，尽管看空多日。这里面的交易哲学，之前说了几十遍。按目前长鑫PE达127倍，美光 $MU 有6倍上涨空间，闪迪 $SNDK 有3倍上涨空间。但要冷静，别再梭哈做空或做多，先观察，尽管我们重仓AI储存。如交易员缺乏高维视角，就如同二维平面的扁平人。

长鑫科技，今天登陆A股，就成一代股王，市值3.5万亿RMB，超越工行，也超茅台。那么长鑫能梭哈买入吗？目前长鑫PE达127倍，显著高于美光(MU)、海力士(SKHY)的20倍、也超闪迪(SNDK)的49倍。发姐推荐大家读“金钱心理学”，适合财经入门。如你读完100本世界畅销财经经典，就很难被骗。也就不信梁文锋是股神。方星海这位斯坦福博士，玩的也是老鼠仓的把戏。 100本财经经典免费听： @finworldtv"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opener">youtube.com/@finworldtv 发姐推荐的金钱心理学： youtu.be/fAY7BN9MP7Q?si…

张朝阳：中国企业主要抄袭美国。Anthropic表示，三家中国AI企业，深度求索、月之暗面和稀宇科技，使用2.4万个虚假账户，与Claude进行1600万次交互，梁文锋、杨植麟、闫俊杰都是抄袭狠人。张朝阳认为，中国科技企业，自主创新率极低，主要靠抄袭，专职抄美国，因违法成本极低。

方星海博士背后的证监腐败经济学：10篇学术论文看得刺激！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其博士论文导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方星海被捕的消息公开之后，重新翻看了他的履历：斯坦福经济学博士，世界银行工作经历，上海金融办主任，再到证监会副主席，在中国金融监管体系中，几乎是一份最接近技术官僚理想型的履历。 连他这样一位拥有深厚学术背景和丰富监管经历的官员走到被查这一步，也让证监系统为何频频出现腐败案件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坊间讨论往往停留在个案层面，谁与谁存在关联，哪家企业上市过程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但从经济学视角看，问题会更加清晰。证监系统中的腐败，其租金究竟来自哪里，利益由谁获得，成本又由谁承担，以及反腐能否真正改变背后的运行机制，才是更值得追问的问题。 过去十几年里，已有一批实证研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相关文献从IPO审核、监管寻租、政治关联、上市公司治理以及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等多个角度展开分析。我们将与中国证监系统腐败最直接相关的研究整理成一份清单。 六篇最直接研究证监腐败的论文清单。 1. 企业行贿发审委员，到底买到了什么？ Huang, Yan, and Chan（2021），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题为《Does Aggressiveness Help? Evidence from IPO Corruption and Pricing in China》。 该论文的分量，在于作者使用了真实发生的行贿案件作为识别依据。研究团队根据法院公开披露的信息，识别出曾向两名创业板发审委员行贿的企业，并进一步匹配了行贿企业、时间、金额等具体信息，再将其与其他IPO申请企业进行比较。 研究发现，行贿行为使企业IPO过会概率提高约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行贿企业往往获得更高的发行市盈率，但上市首日表现反而更弱，平均涨幅仅为28.6%，低于未行贿企业的40.1%。上市之后，行贿企业的长期市场表现也更差。作者认为，这可能源于行贿企业本身具有更激进的融资策略，希望通过更高的发行价格弥补行贿成本以及相关中介费用。 论文中还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事件研究。腐败发审委员被调查或判刑的消息公布后，与其存在关联的企业股价出现更加明显的下跌。但与此同时，即使没有直接行贿关系的企业也受到负面影响。换言之，监管腐败会带来信任外溢效应，投资者难以准确识别哪些企业真正参与其中，于是整个相关板块都会面临估值折价。 在研究我国证监系统腐败的相关文献中，该论文的优势在于直接观察到了行贿关系本身。相比政治关联、官员背景等间接代理变量，真实腐败案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当然，行贿企业并非随机产生，法院披露的案件也可能只是全部腐败行为中的一部分。因此，17个百分点更适合作为特定样本范围内的估计结果，不能简单外推到所有IPO企业。 2. 发审委里的审计机构代表，会不会照顾自己的客户？ Geng, Hau, and Zheng，题为《China's IPO Screening with Partial Regulatory Capture》，Swiss Finance Institute工作论文。 我国过去的发审委制度曾吸收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金融机构等专业人士参与审核。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借助市场专业力量提升审核质量，但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利益冲突。当某家审计机构的人员进入监管决策体系后，该机构与拟上市企业之间便可能产生利用关系网络获益的空间。 论文发现，曾有代表进入监管决策机构的审计所，更容易承接那些刚好跨过财务审核门槛的边缘企业。这些企业获得IPO通过的概率更高，但上市后的表现明显更差。与普通IPO企业相比，其上市后两年的平均买入持有收益率低约45%，会计盈利能力也相对较弱。 作者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审计所在其他上市公司的日常审计业务中，并没有表现出更高的审计质量。它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IPO审核环节，更多地体现为监管关系带来的便利，而非专业能力上的领先。 该论文对于理解发审腐败的制度根源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的监管失灵，很少只是个别官员与企业之间的简单交易，更常见的是专业中介机构、审核委员和拟上市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长期互动关系。监管需要行业知识，因此需要吸纳市场专业人士参与，但专业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后，也可能创造新的寻租空间。 3. 前证监官员进了券商，客户为什么更少被查出欺诈？ Chen, Lin, Ng, and Pan（2026），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题为《Revolving Door at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Fraud Allegations Against IPO Clients》。 论文研究的是券商和保荐机构聘用前证监会官员后，会对IPO审核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发现，前监管人员进入券商担任董事或高管后，由该券商保荐的IPO企业，被证监会认定存在欺诈行为的概率明显下降。 更值得注意的是，下降主要来自违规行为被发现的概率降低，而企业实际造假行为本身并没有明显减少。作者进一步将前监管人员带来的旧有关系网络，与其积累的监管专业知识进行区分，发现前者更能解释研究结果。即使违规行为最终被查出，拥有前证监官员的保荐机构，其客户受到的监管处罚也相对更轻。 其中的利益链条，同样清晰可见。保荐机构能够收取更高的服务费用，前监管人员也获得更高的薪酬回报。机构投资者似乎能够识别其中的风险，并在市场交易中做出反应，但普通投资者较难将此类风险充分反映到价格中。 该论文是目前解释我国证监系统旋转门现象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之一。它揭示的利益交换机制，比直接送钱更加隐蔽。前监管人员带来的价值，可能来自对监管规则的熟悉，对审核重点的掌握，对调查触发机制的了解，甚至包括利用既有关系影响监管发现和处罚结果。 4. 有政治关系的券商，更容易帮客户过会。 Chen, Guan, Zhang, and Zhao（2017），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题为《Political Connec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vidence from China's IPO Market》。 作者使用2006年至2011年的中国IPO申请数据，以券商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有政府、军队任职经历来衡量政治关联。 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系的承销商能够显著提高客户企业IPO过会的概率。同时，这类券商收取的承销费用也更高，说明企业愿意为关系资本支付额外溢价。进一步分析显示，相关企业上市后的长期市场表现更差，政治关系带来的收益更多流向企业原股东和金融中介，普通投资者并未获得相应回报。样本中政治关联现象十分普遍，约44%的承销商被归入政治关联组。 论文描绘了一条较为完整的利益链条。政治关系提高IPO通过概率，券商借助关系优势收取更高费用，部分质量较弱的企业因此进入资本市场，而由此产生的成本最终由二级市场投资者承担。 5. 2015年金融反腐后，关系对审核的作用下降。 Xiong and Zhao（2021），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题为《Guanxi, Media Coverage and IPO Approvals: Evidence from China》。 作者考察了拟上市企业、中介机构与发审委员之间的社会关系，试图分析关系网络在IPO审核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2015年之前，企业与发审体系中的社会关系能够显著提高IPO过会概率。随着金融领域反腐力度加强，这类关系对审核结果的影响明显减弱。 论文还关注了媒体监督的作用。研究发现，正面媒体报道对IPO结果的影响并不稳定，但负面报道会显著降低企业过会概率。即使企业拥有发审关系，一旦遭遇负面曝光，上市成功率仍会受到明显影响。 该研究适合用来说明反腐和外部监督如何改变关系网络的收益空间。监管环境变化之后，原本能够带来优势的社会关系，其价值受到削弱，媒体曝光也成为约束寻租行为的重要力量。 6. 地方官员晋升前，企业上市会加速。 Piotroski and Zhang（2014），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题为《Politicians and the IPO Decision: The Impact of Impending Political Promotions on IPO Activity in China》。 严格说，这篇论文研究的并非证监官员腐败案件，但它是理解我国IPO政治经济学绕不开的一项研究。 作者考察地方官员晋升激励与企业上市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官员即将晋升的时期，符合条件的企业更容易启动并完成IPO。这一现象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都存在。对于民营企业而言，上市窗口尤其重要，因为地方官员调整后，原有的政治联系可能失效，企业倾向于赶在关系网络变化之前完成上市。 研究进一步发现，晋升期上市的企业，后续经营表现和长期股票收益更差，控股股东持股比例更高，也更容易出现募集资金用途调整等现象。换言之，政治周期可能改变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节奏，也影响了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 反腐真的介入之后，发生了什么？ 前面六篇讲的是租金怎么来，接下来四篇换个方向，看反腐真正落地之后，市场和企业发生了什么变化。 7. 中央巡视证监会后，IPO抑价反而上升。 Yan, Li, and Wang（2023），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Do Anti-corruption Campaigns Affect IPO Underpricing? Evidence from a Central Discipline Inspection of the CSRC in China》。 作者利用中央巡视组进驻证监会这一制度事件，考察巡视期间完成上市的企业表现。研究发现，巡视期间上市企业的IPO抑价程度更高。作者认为，在巡视压力下，证监会更加重视市场稳定和监管风险控制，因此倾向于批准发行价格相对较低的项目，为上市后的短期上涨留下更大空间。 进一步分析显示，这类企业上市初期市场表现更好，但长期股票收益反而更差。相关影响在民营企业、聘用低质量审计机构的企业，以及所在地区腐败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论文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机制。反腐检查能够压制监管寻租，但同时也可能改变监管人员的行为激励。在面临更强问责压力时，官员可能更加关注避免市场波动和审核风险，从而采取更保守的定价策略和项目选择标准。因此，反腐带来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完全体现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 8. 反腐削弱了上市公司政治关系的价值。 Chiang and Qin（2025），Economica，题为《How Did the 2012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China Diminish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for Listed Companies?》。 论文利用新闻报道中反腐政策强度的变化，考察2012年至2014年反腐运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影响。研究发现，反腐运动启动后的前两年，具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市场价值下降约7.5%，相当于此前政治关系所带来价值的80%至83%。这一影响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以及腐败程度较高的地区。 虽然该研究并不专门针对证监系统，但对于理解金融机构和上市企业为何愿意投入大量资源维护监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政治关系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市场价值的无形资产，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资源支持和制度优势。反腐行动的推进，相当于显著压缩了这类关系资本的价值。 论文揭示了一个重要机制。企业经营政治关系，并非仅仅为了获得短期便利，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关系过去能够带来真实的经济回报。当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政治关系的稀缺性和有效性下降，依附于关系网络形成的市场溢价也随之减少。 9. 禁止官员当独董后，财务报告质量提高。 Hope, Yue, and Zhong（2020），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题为《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2013年的相关规定禁止党政机关官员在上市公司兼职，大量官员独立董事因此退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作者利用这一制度变化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失去官员董事后企业治理和信息披露的变化。 研究发现，失去官员董事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随后有所改善。这种改善在民营企业、面临再融资压力、曾获得优惠信贷，以及所在地区司法效率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董事的作用可能远超一般意义上的政策咨询。他们既可能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也可能削弱外部监督压力，使企业面临较低的信息披露约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维持政治关联的收益，部分来自降低透明度要求和外部治理压力。 10. 官员退出董事会后，企业转向创新和生产率。 Berkowitz, Lin, and Liu（2022），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题为《De-politicization and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 论文研究的是同一轮官员独董退出事件。作者发现，短期内，失去官员独董的企业融资环境有所恶化，债务成本上升，市场价值也受到负面冲击。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企业开始增加研发投入，引进更多机器设备，生产率和信息透明度逐步提升，经营能力的改善最终抵消了政治关系消失带来的损失。 该研究为理解反腐的长期经济影响提供了更完整的视角。政治关系被削弱后，企业短期内可能面临融资压力和市场估值下降，但与此同时，也会被迫减少对关系资源的依赖，转向技术创新、公司治理和真实经营能力提升。 从更长周期看，反腐并非只意味着切断既有利益网络，也可能推动企业重新建立基于效率和竞争力的发展模式。

霍尔木兹海峡受限/风险指数，一个模拟的2026年伊朗战争设定的金融/地缘政治指标。这是根据数学模型搞的TACO指数，用于分析川普什么时候可能缓解中东局势。目前给的预测，大概率在7月28日之前TACO，也就是下周二之前！原油价格在最近一个交易日，即7月24日周五，出现了明显下跌。而前一天，即7月23日油价曾大幅上涨，布伦特一度突破100美元/桶，创下近期高点，周五则出现回调，是一周来首次明显下跌。

全球投资者正以创纪录的速度涌入美国股市：美国股票ETF今年迄今已吸引了+880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有望创下年度最大流入纪录。就在华尔街唱空AI储存之际，韩国总统顾问的消息：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与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巨头，推进规模达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项目。此外，把黄仁勋和川普等大咖的肢体语言，作为投资参数，可能是是亚洲金融(@AsiaFinance)团队的发明之一。

金融市场晴雨表，就像这位小姐姐，一周七天穿搭，不带重复：设计师？律师？董秘？资本博弈早不依赖K线图。玩金融必须：懂经济，懂军事，懂数学，懂心理。这几天，又有炒作美联储FOMC加息，但7月28日/29日加息概率极低。此外，就在华尔街唱空AI储存之际，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将与英伟达等大型科技巨头，推进规模达9500亿美元的芯片合作项目。最后，把黄仁勋和川普等大咖的肢体语言，作为投资参数，可能是是亚洲金融(@AsiaFinance)团队的发明之一。

方星海被抓。中国证监会前副主席方星海被捕前，已有一些预警信号。过去几年里，方星海曾几次试图离开中国，前往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担任高级职位。去年，申请被中组部驳回。易会满于2025年下半年被捕，而方星海是易会满的副手和老乡。方星海留给世界的发言：中国比西方更民主。

方星海为何被抓？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方星海，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易会满被抓之后，方星海能坚持到现在，已非常不易。方星海于2015年至2024年期间，担任证监会副主席近9年，主要分管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国际合作及会计审计等业务。2024年月到龄卸任后，于2025年出任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方星海更多被划分为海归技术型官僚，拥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62岁的方星海是浙江乐清人。易会满是他的温州老乡。外界怀疑，方星海还与几个金融量化公司有关联。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也是幻方量化的老板，传闻梁文锋的安保待遇很高，省部级官员见他，也需要审批和预约。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不让梁文锋跑了？

巴菲特，是巴韭菜？也被割？谷歌 $GOOGL 于6月1日，宣布以每股351.81美元(A类普通股)，每股348.2美元(C类资本股)，向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定向增发100亿美元股票。结果已浮亏-9%。几天前，巴菲特刚揭秘重仓谷歌，承认由他主导。谷歌基本面没问题，再跌就可建仓，有巴菲特垫底…

$MU $SNDK AI储存，在纳指暴跌中上涨。因特尔 $INTC 盘后暴涨+12%，因财报超出预期。7月16日，我们号召中长线/基本面投资者，“开始分批、金字塔式加仓”，不仅因CEO陈立武认为，“INTC要涨10倍”，只要是因特尔享受美国央企待遇。给他打折，涨1倍再说？此外 $AMD $ARM 值得持有。

5年前，亚洲金融@AsiaFinance预测：台积电TSM会远超阿里BABA；5年后 $TSM +254% $BABA -46%。一个涨2倍，一个亏一半。如没政策壁垒，BAT早已倒闭，但会出现大陆版的台积电。大炼钢铁般地搞芯片和大模型，不如将海量的资金，发给老百姓，先把消费提振了，把失业率降下来。科技竞争背后，是金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