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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克这辈子可能最后悔的一件事：和小骗子Sam Altman一起创立OpenAI。 马斯克说当初他本可以把OpenAI做成一家纯盈利公司，却选择了非营利、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路线。马斯克出资、招人、把创业所有经验都教给小骗子，结果小骗子偷走了这个慈善机构。 🚨有个细节很讽刺：Sam成为CEO前，还采访马斯克 问他觉得OpenAI作为一个成立6个月的公司发展得怎么样？马斯克立刻纠正他：“OpenAI是按501(c)3非营利组织结构设立的。” Sam从一开始就把OpenAI当作商业公司看待了。 现在，Sam通过各种OpenAI副业交易赚了一大笔，这场官司过后还会直接获得几百亿股票。 如果马斯克这场官司输了，就等于在美国开创了一个法律先例——抢劫慈善机构是合法的。美国所有的慈善捐赠都会被彻底摧毁。
這算恐怖情人嗎？幾乎是董志民了....🥴 ….….....✄…....... 蕭橫： 「我第一台电脑用的是华硕的主板。我第一首会唱的歌是《耶利亚女郎》，最喜欢的歌手是周杰伦、张韶涵和王心凌。 我还记得小时候看的剧。《微笑pasta》《天国的嫁衣》《终极一班》《流星花园》。当年的台湾如此气宇轩昂。 而现在的台湾要说是《东亚病夫》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 台灣推友： 「現在我們有影后、聽海湧、俗女養成記、八尺門的辯護人、人選之人、做工的人、大濛、流麻溝十五號、不夠善良的我們、天橋上的魔術師、我們與惡的距離、童話故事下集....台劇早就不是只會拍甜甜的偶像劇了。」 蕭橫： 「这些我也知道。我非常喜欢《血观音》。但这些都不是硬实力，也没办法保障台湾安全。民进党过去十年对军工，对军队，对军人的政策都是毁灭性的。我没办法理解一个台独政党为什么会在长期执政权拿到手的时候能把自己最重要的依赖放弃掉。 无所谓。等魔鬼敲门时，别忘了惊讶。」 @huihuyu2024 @Danielfang82
#心情小故事 分享一個我的小故事給上官亂和李家寶。 兩年前，我在臉書看到公益團體招募志工。 當時想說看看自己能幫點什麼，就聯繫去了他們的說明會。 說明會那天讓我有點意外，參加的人非常多，椅子不夠坐。 在介紹工作內容時他們非常坦白，沒有把志工服務浪漫化，反而說明工作充滿辛苦，也一再強調：「希望志工能長期穩定的服務。因為對受服務的家庭來說，如果志工來了又走，可能會帶給他們困擾。」 聽完之後，我蠻愧疚的。因為我的條件並不符合，而且我一開始沒思考到長期的服務，或許我內心只想自己打發時間。不過那天讓我印象很深，最後很多人願意報名。非常感動。 我也想分享一些心得： 台灣生活困難的人不少。 在台灣身心障礙者就有大約 5%，其中將近一半沒有工作 (網路看到的,具體需再查證) 除了障礙者本人，他們的家庭和長期照顧者，都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愛心。 那場說明會裡，我看到的愛心並不是抽象的文學，而是一群人願意長期默默投入。 還有一點讓我很感動： 那次招募志工的服務對象，並不是身心障礙者本人，而是他們的家人。因為長期照顧者也有無法訴說的辛苦，他們也需要傾訴和協助。當一個社會開始發展出這樣細緻的關懷，也代表一個社會更加體貼各種群體的需求。 另外，我在想，如果想了解一個地方，也許不一定只能從網路開始。去看看這些日常，或是力所能及的參與社區服務，或是老人共餐，也許會有不同感受。可能會更了解台灣、更多自我實現和在地連結。 大概是這樣吧。 其他參考 🔺舊鞋救命關懷協會 step30.org 🔺在台日本作家，長期單車淨山活動 share.google/fSrxeIzee0JPXt… 🔺抗癌鬥士楊七喜利用醜蔬果，庇護無家者x.com/yangni1111/sta… @fordistralia @shangguanluan @SFbearface
「 中國政府正在利用『統戰』組織，據報導，在美國有967個、在加拿大有575個、在英國有405 個、在德國有347個，進行政治遊說，這些活動隱藏了黨的痕跡，同時威脅那些拒絕遵循黨路線的人。」 @KenRoth
董志民： 「和我结婚后，我会成为你强大的后盾。 你会更安全、更有尊严，你现有的生活方式不会改变，福祉会更好。」 @Danielfang82 @Huomem2 @huihuyu2024
陆配简史：政治漩涡中心的边缘人 ——近40年在台陆配的政策演变、权益困境与身份问题 上官乱 在台湾，大陆籍配偶的命运和处境不是这两年进入公共视野的新议题，而是一个夹在两岸政治中的特殊族群问题，也是台湾社会的真实镜像。陆配这个词，在台湾社会的不同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从“老兵的少妻”，到“台商的新娘”，再到如今被视为“风险群体”。从冷战遗绪下的禁忌婚姻，到如今被政治化的身份争议和权益困境，她们的故事横跨近40年的历史，不仅没有湮没于历史的尘埃，反而在今天，愈发显出困顿无助的底色。 根据2025年9月底移民署公布的数据，从1988年至今，全台湾共有大陆配偶367362人，港澳23428人，其中获得定居身份者146208人。这段历史，不仅关乎36万人的命运，既是一部政策演变史，也是一部身份焦虑史。它折射出两岸关系的起伏，也映照出台湾社会在面对“他者”时的矛盾心理。 第一阶段（1988–1992）：法律真空下的“老兵婚姻” 1987年，蒋经国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1988年起第一批返乡探亲的老兵重新踏上大陆，可由于蒋政府过去的限婚令，许多人年过半百仍是老光棍，加上年老力衰更需要人照顾，探亲也成了“成亲”的契机，于是出现了第一批跨海婚姻。 再后来，随着1988年7月中国大陆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商开始往来投资大陆，在1989年更是掀起对大陆投资的第一次热潮，部分台商也开始西进娶陆妻。另外，部分台湾偏乡、贫困、残障的弱势群体，也通过中介娶陆妻。 可那是一个制度缺席的年代。两岸尚未建立任何正式的行政协作机制，陆配的来台手续由多个部门零碎处理——从中国大陆灾胞救助总会、“蒙藏委员会”到“香港中华旅行社”，甚至警政署都能介入。 陆配的居留、工作与财产权益的保障非常匮乏。 当时规定，陆配必须在台居留8年后方可申请身份证。在此之前，她们既没有工作权，继承财产也不得超过200万新台币。许多人在婚后被迫依附丈夫而活，丧偶者甚至可能被遣返中国大陆。 在社会舆论中，她们也成为讥讽和汙名化的对象。因为老兵婚姻一般都是老夫少妻配，加上多数都是缺乏感情基础的盲婚哑嫁，于是很多陆配被扣上了“粉红收尸队”的帽子，带有浓厚的时代歧视色彩。她们的故事，构成了陆配历史的起点，也埋下了制度性不平等的根源。 第二阶段（1992–2003）：两岸条例与制度化的歧视 1992年《两岸关系条例》公布，两岸婚姻首次有了法律依据。1993年起，台湾正式开放大陆配偶赴台定居，但居留过程极为複杂。 陆配需先以“探亲签”赴台。这个时期是早期陆配最为煎熬的岁月，因为每次只能停留台湾三个月、最长六个月，期满必须离境，否则是非法滞留。那时两岸没有直航，多数在香港中转，动辄舟车劳顿十几二十小时。曾有陆配已经怀孕六七个月，但因为到期必须离境，本来胎儿就发育不稳，带着药在路上车马辗转20多小时，最后仍然刚到家就流产。 然后是团聚。探亲签之后，结婚满2年或已生产子女者，且婚后在台住满300日，才可申请团聚签，可停留1-3年，然后才可以申请依亲居留。 依亲居留期满4年后，才能申请长期居留。每年各地陆配长期居留数额有控制，自1992年1月3日开始，全年配额为240名，直到1996年，才松绑至全年1,080名。 长期居留满2年，才可申请中华民国国民身分证。这个时期陆配取得身份的时间是8-10年。 此时的工作权依然严重受限，在陆配取得长期居留之前（约前六年）都没有工作权，仅在丈夫年老、重病或残障的情况下，陆配才可申请工作许可。 这种制度反映出当时台湾社会对“陆配经济竞争”的恐惧，也体现了对女性自主的压抑。 在2002年，陈水扁政府甚至曾计划将入籍年限延长至11年。尽管最终未施行，却象征了两岸政治紧张如何直接转化为对陆配的管控。 第三阶段（2004–2008）：全面收紧与政治化怀疑 2004年，主政的陈水扁政府修改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建立了专门针对陆配的“面谈制度”。每一对跨海夫妻都必须接受家访、电话面谈、入境面谈等多重审查，任何疑虑都可能导致签证撤销或被遣返。这项措施在当时被视为“防范假结婚、反渗透”的必要手段，但实际上形成了针对特定族群的结构性歧视，外籍配偶（如越南、印尼等）不受同等待遇。 同时，这时也加强了除户籍规定：陆配在入籍台湾后三个月内必须回到大陆原户籍地取得公安开具的除籍证明，否则台湾身份将失效，这也为后来台湾内政部门回溯性审查2004年之前的陆配身份埋下伏笔。 在这段时期，陆配须经过八年程序才能取得身份证：探亲、团聚、依亲居留、长期居留，每一步都伴随等待与不确定。 她们在取得长期居留许可的前六年仍被禁止工作，连在自家餐馆帮忙都被视为“非法打工”，移民署的“突袭”检查电话（随时到家查访陆配是否非法工作），更是成为当时大部分陆配生活的阴影。无法经济独立的陆配往往陷入家庭暴力与心理压抑，却不知如何求助。 2004年的政策收紧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2003年，全台新增陆配数超过3万，那是陆配人数的历史巅峰，2004年一下跌到1·06万。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局部开放与“透明的天花板” 马英九上任后，陆配部分政策出现松动。在马英九政府的推动下，2009年实现“八改六”——将“团聚”阶段调整为过渡阶段，只要依亲居留四年、长期居留两年即可申请身份证。同时，在依亲居留阶段便获得正式工作权，无需额外签证即可就业，但是必须入籍十年才能考公职。 2016年，部分开放了之前对陆配考公职的限制。在过去，陆配须入籍十年后，方可报考公职，但是那之后，无须十年即可报考部分基层公职，但不得担任涉及公权力或研究性质职位。 2013年曾有民间机构做过调查，在法律面，陆籍配偶的工作权虽已逐渐放松，但是仍有许多陆籍配偶超时工作、没有劳保、薪资低于基本工资，也常面对同工不同酬等就业歧视。原因很多，雇佣双方不谙台湾法令、以及学历采认障碍（目前臺湾仅承认部分大陆学校的学历），以及政治气氛的变化等。 此时的继承权有所松动：拿到长期居留的陆配可以继承200万以上的遗产，也可继承不动产，但是如果有台湾继承者在居住就不可继承。 值得一提的是，在马英九执政的八年，虽然两岸交流频繁，但是陆配数量并未显着增加，反而持续下跌。在蔡英文时代，随着两岸交流暂停，以及两岸经济差距缩小，陆配数量下跌更明显，2017年新增陆配7600多位，首次被东南亚配偶（8500多位）超过，到了疫情三年每年只有2000名左右。 新紧箍咒：“抗中替罪羊”和身份的不安 时代并非总在进步，随着两岸政治气候变迁和台湾政党轮替，陆配群体往往还会迎来新的紧箍咒。 首先是创业与财产限制。2020年，台湾颁布《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办法》，表面上用于防范“陆资渗透”，实则波及所有在台陆配。未入籍的陆配若欲开店、设立公司，须经经济部与内政部许可，审查冗长且通过率极低，地方税务部门甚至直接劝诫陆配“放弃注册公司”或者“登记台湾配偶的名字”，而其他外籍配偶却无此限制。在财产权方面亦如此，陆配在入籍台湾之前（只有依亲或长期居留），无法以自己名义登记不动产权，不管是通过购买还是获赠。于是出现了陆配出资和贷款购房时无障碍，但是地政事务所却不予登记的“鬼打墙”现象。 再者是参政的隐性障碍。外籍配偶早已有议员、立委代表，而陆配即便入籍，仍屡遭质疑“国籍不明”或“影响国家安全”。2023年底，“陆配立委”徐春莺事件再度引发社会争论，显示身份政治在台湾的深层结构中依旧活跃。甚至就算过去有陆配担任了议员或者里长，仍然在2025年被以“国籍问题”为由要求解职。 最不安的当然就是陆配群体身份不确定。今年来最受关注的，是台湾政府以“程序瑕疵”为由，要求1.2万名2004年前入籍的陆配重新补件，若无法提供早年大陆户籍注销证明，则会被撤销台湾身份。这批女性在台生活数十年，早已为人妻、为人母，交劳健保、纳税数十年，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却忽然被告知“身份不合法”。这种“追溯性行政解释”，在全球移民相关的法理上都属罕见，也让陆配群体再次陷入恐慌。再加上对陆配群体言论的针对性收紧，比如：陆配亚亚因为在大陆的影音平台发表政治立场而被取消居留权然后驱逐，已入台湾籍的陆配钱丽因为政治言论和举动，更是绕开法律审判，被剥夺台湾公民身分。这都加剧陆配群体的不安。 更令人忧虑的是，陆配的汙名化正在政治化、制度化。早年社会的偏见集中在经济层面——“为了钱嫁来台湾”、“教育孩子能力差”。而今日的偏见则直接上升为国家安全话语——“第五纵队”、“潜在间谍”，甚至“国安危机”。可是，根据国安部门的公开新闻，这几十年来所有的国安案件里，没有一桩定谳的案件的嫌疑人是陆配。 这种从“抗中”转化为“将陆配视为代理人”的叙事，从太阳花运动开始显着蔓延。到新冠疫情后剧增，陆配被提名不分区立委事件后规模化、常态化，再到2025年的“大罢免”政治浪潮后，陆配长期被卷入“抗中保台”的舆论洪流。社交媒体上充斥着陆配“洗人口”、“冲击健保”的阴谋论图卡，现实生活中出现呼吁抵制陆配商家的“红色店家地图”，每当有公共案件爆发（比如剀剀案），网路上到处流行主嫌是陆配的谣言…… 而且这种制度化打压迅速从网络空间蔓延到现实，又从网民、意见领袖制造舆论审判陆配，演变为行政长官以国家力量出手驱赶陆配。 这种社会气氛的变化，使许多陆配在求职时遭遇隐形歧视，或者在现实中遇到异样眼光。HR听见“陆配”二字便找理由拒绝聘用，她们往往不被明说，却都心知肚明。陆配见面更是互相告诫“要小心说话，保护好自己”，这场面发生在民主社会确乎讽刺。 从1988年到2025年，陆配走过了四十年，见证了两岸关系的冷暖，也承受了社会观感的起伏。今天的台湾依然有许多温暖与善意——从民间组织到公民团体，许多人为陆配争取平权。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股“制度化的不安”，让她们在每一次政治转折中，都成为最先被牺牲的群体。她们始终是公民权利的边缘人，却又一次次被推入台湾政治漩涡中心，承担大到无边的“国家安全威胁”之罪责。
PRESIDENT TRUMP: I want to thank our allies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Saudi Arabia, Qatar, the UAE, Kuwait, and Bahrain. They’ve been great and we will not let them get hurt or fail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