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总在人才走出去以后，才开始为他们骄傲？
王虹和邓煜获得菲尔兹奖以后，北大很快发出消息：“北大校友王虹、邓煜荣获菲尔兹奖。”
这样的场景，我们其实并不陌生。
一个人只要拥有中国出生、中国求学或者华人背景，一旦在世界上取得足够大的成就，“中国”这个标签往往很快就会被放到最前面。谷爱凌出生、成长、训练在美国，当她代表中国参加冬奥会取得成绩以后，也迅速成为“中国骄傲”的代表。
王虹和邓煜都曾经在北大学习。但王虹后来在MIT完成博士训练，之后进入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UCLA、NYU、法国IHES等研究机构；邓煜在北大学习两年后进入MIT，后来又在普林斯顿完成博士。
所以，比“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更值得问的是：
为什么同样一个人，换了一片土壤，会开出完全不同的花？
王虹还是王虹，邓煜还是邓煜。
他们没有因为到了美国或者欧洲突然变得更聪明。改变的，是他们身边的科研环境：更大的学术自由，更充分的国际交流，更尊重同行判断，也更能容忍失败、长期探索和暂时没有结果。
这些东西看起来不像成果，却恰恰是成果生长出来的土壤。
中国从来不缺聪明的孩子，也不缺勤奋的人。我们甚至可能比很多国家更重视“学习”，但我们从小最熟悉的，却是标准答案。
老师问一个问题，我们先想老师希望我怎么回答；考试出一道题，我们先猜出题人想考什么；作文有中心思想，历史有规定好的结论。
久而久之，我们训练得越来越好的，是理解权威想要什么答案。
可真正的科学研究，恰恰从没有答案的地方开始。
教授可能错，已有理论可能错，几十年来大家习惯使用的方法也可能错。真正的突破，往往来自一个人敢问：
为什么一定是这样？
我们用十几年训练一个孩子不要答错题，却又希望他长大以后，去解决全世界都还没有答案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
真正的基础研究，还需要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
容忍没有结果。
一个研究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只因为对一个问题好奇，就一直追下去。试错、推翻、重来，这些看起来没有“成果”的时间，本身就是探索未知的一部分。
可如果科研也急着要论文、项目、职称、排名和可以汇报的成绩，人自然会选择那些更快、更容易得到结果的方向。
科学最怕的，不是暂时没有答案，而是所有人都急着交答案。
真正好的科研环境，需要允许失败，允许慢，允许好奇，允许学生挑战导师，也允许一个人花很多年，去追一个暂时没有人知道答案的问题。
所以王虹和邓煜真正值得我们研究的，不是他们身上还有多少“中国元素”，而是：
究竟什么样的土壤，让他们的天赋开出了这样的花？
中国从来不缺种子。
我们有无数聪明、勤奋、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如果同样的种子换一片土地，就能够长得更高、开得更好，那么真正需要改变的，就不只是年轻人的努力，而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可我们能决定这片土地的规则吗？
我们能决定教育应该鼓励质疑还是服从吗？能决定大学应该拥有多少自由吗？能让制定规则的人为错误负责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争取一人一票。
每一张选票背后，还有一个比选出谁更重要的原则：
没有任何权威，天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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