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b

🇭🇺 Hungary's election winner Magyar — key statements: - Budapest will continue buying Russian oil -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the EU loan to Ukraine - Opposes accelerated EU accession for Ukraine - Hopes the EU will lift sanctions on Russia after the war - Demands Kiev resolve the language law issue and allow Hungary's minority to legally use Hungarian

I would say this applies to Taiwan too. The Taiwanese who tweet in English, with some having also lived in the US for a period of time, often are more in favor of Chinese reunification than those who stayed in Taiwan and are wallowing in braindead DPP propaganda. It's only when Taiwanese leave Taiwan do they realise how 'Chinese' they really are be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in a self-imposed bubble. The ones who reach this realization 1st are often exactly the educated, high quality Taiwanese that westoids insist are like them when it's often precisely the opposite case. Familiarty with the west breeds contempt, not respect or appreciation.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China depression? Yes, I know what she means.

民进党多年来纵容和煽动排外情绪，回旋镖来了，引进移工大受阻碍 在台湾，引进印度移工的决策讨论了多年，但是劳动部突然宣布，台湾最快将于年底前引进首批印度移工，这迅速在社会上引发剧烈反弹。 这场反弹，表面上看，是对治安风险、非法移工问题与管理能力的担忧。但若仔细观察舆论场域，就会发现，这其实是民进党多年来把排外情绪培养成主流叙事习惯，纵容和煽动排外情绪的回旋镖。也是民进党为了煽动仇中、排斥移工，煽动台湾人被剥夺感的连带效应，以及汙名化特定族群的反噬作用。 在各大新闻平台与社群媒体的评论区，关于印度的讨论往往迅速滑向极端：性犯罪、卫生问题、文化冲突等，而且被拼贴成一种高度简化且情绪化的「国族形象」。这些说法，当然多半缺乏具体数据支持，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但这并非台湾社会第一次出现这种现象。 过去几年，每次需要政治动员，民进党就会煽动「抗中」和排外叙事。慢慢地，他们就习惯了这种简单、快速、有效的「风险叙事」，在这样的语境下，陆配、移工，经常被置于一种模糊但持续的怀疑之中。陆配的忠诚度、政治立场、甚至日常生活，都可能被解读为潜在风险。移工的工作能力、治安风险，也都被转化为对台湾人的相对剥夺感。 排外情绪被培养成叙事习惯，一种政策遗产。一旦有新的外来群体出现时，社会会自动套用既有的恐惧模板。印度移工，正是在这样的模板中，被迅速「定位」。 从结构上看，台湾正面临典型的劳动市场困境：少子化、高龄化、特定产业缺工，使得引进外籍劳动力几乎不可避免。然而，政策的经济理性，正与社会的情绪结构发生冲突。 民进党政府一方面需要更多移工来支撑产业，另一方面却未曾有效建立一套稳定的社会沟通机制，去处理大众对外来人口的焦虑。 如今，台湾移工（外籍工作者）总人数已突破 81 万人。广泛分布于制造业、营建业、农业与家庭照护体系之中。尤其在长照领域，外籍看护几乎支撑起整个制度的基层运作。但是仍然无法复盖台湾的劳工缺口。与此同时，由于监管不足、文化隔阂、仲介问题，使得十万逃逸外劳成为一种顽疾。 然而，民进党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实现风险管理和责权平衡。反而只是习惯性地在每次的政治动员中，默许、利用甚至推动社会对「他者」的负面想像，如今，这种社会想像终于开始反过来制约政策本身。 在社群平台与新闻评论区中，大量关于印度的论述，集中于性犯罪、公共卫生与文化冲突等极端案例。这些内容往往脱离统计背景，被反復传播，最终形成一种「以个案代表整体」的认知错觉。这种脱离实际的群体印象，陆配群体肯定是最感同身受的。 这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政策悖论：一个社会越依赖外来劳动力，却同时越难接受外来人口。 更戏剧性的是，面对社会对印度移工的恐惧，一部分民进党支持者，为了为政策辩护，开始采用一种看似「反歧视」的辩护方式，例如声称：「台湾男性的性侵案发生率其实高于印度男性。」 首先，不同国家之间的犯罪统计，受到报案率、法律定义、执法能力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不具备直接可比性。将其简化为「谁更危险」的排名，本身就是对復杂现实的误读。 其次，这种论述实际上復制了同样的思维模式——只是把「汙名对象」从印度人，转移到了台湾男性。 结果不是消除偏见，而是制造新的对立。当公众意识到这些说法存在明显漏洞时，反而会进一步削弱对政策支持方的信任，使原本可以理性讨论的问题，重新滑回情绪对抗。 印度移工争议，不只是一次政策风波，而是一场关于社会心理的测试。它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现实：当一个社会长期依赖情绪动员来理解「他者」，最终将同时失去两种能力——既无法理性地接纳他人，也无法诚实地面对自己。